　　每当收到延安的重要文章、社论和消息，或者必须尽快让外国人士了解的资料，龚澎就立即译成英文，打字、翻印，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和她同室接床而眠的张颖回忆；“有一次连续两昼夜连吃饭她都没有离开打字机。我清早起来跑到三楼一看，她脸都黄了，眼睛充满血丝。我又是感动又是难过地劝她：‘龚澎，你不要命啦，不能这样没日没夜地干呀。厨房蒋师傅给你煮了两个鸡蛋，快去吃了，休息一下吧。’……我不由分说地把她拉到一楼，吃完早饭把她按到小床上睡觉。”可是没过两三个小时，她又回到打字机旁了。

　　龚澎最出色的工作，是同各类外国人士交往。

　　她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对外活动。从1942年起，她担任了外事组副组长。外国人士当然不知道她的这个职务，但是他们认准了龚澎是“周恩来的亲密助手”，“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

　　皖南事变以后，英国大使卡尔举行记者招待会。这位富于正义感的倔强的英国爵士特意请龚澎在自己身旁坐下，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日的支持和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团结抗日卑鄙行径的反对。龚澎利用这个机会，列举事实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一一回答各国记者的提问，无形间成为这个招待会的中心人物。

　　当时在重庆任美国《联合劳工新闻》记者的爱泼斯坦回忆：龚澎“沉着、热情、应付裕如地周旋于外国记者之间。”“当时在重庆的美联社记者是个出名的右翼分子，但龚澎并没有因此而远离他，不理他，而是仍然耐心地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事实的真相。事后，人们看到，这个记者发回的稿子尽管态度不怎么友好，仍有不少内容是引自龚澎的。”爱泼斯坦归结说：“她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

　　时间一长，外国朋友作出了这样的结论：“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

　　几十年后，当初在重庆工作过的外国人士，主要是新闻记者们，在写回忆录时无不提到龚澎，赞扬她的才干和品德，欣然承认自己当年对这位美丽的中国女性的景慕与倾心。有的把她比作“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支长茎花”。

　　龚澎生了病，他们忙乎着联系医生。风闻国民党特务要绑架龚澎，他们挺身而出，愿意充当保镖。

　　费正清在回忆录中的叙述最为详细，分析也有深度，并且引用当时的信件，具有文献价值。费正清写道：“她（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重庆那种单调乏味的气氛中，“龚澎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当时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发觉她（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艾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股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埃里克?塞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德。”

　　以上种种，从不同的侧面勾画了龚澎的形象。1942年初冬发生的一件事情，则使人们看到了龚澎的内心世界，从而对她有了真正的了解。

　　感人的永别

　　龚澎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收到丈夫的来信了。他叫刘文华，抗战前在德国学习水利工程，这会儿在华北敌后八路军太行第二军分区任政委。他们是1940年8月在太行山区结婚的。婚后不到一个月，党中央就来电，调龚澎去重庆工作。朱德总司令征求龚澎的意见，说中央可能还不知道她的婚事，如果她仍愿留在总部工作，朱总司令可以同周副主席商量免调或缓调。满怀豪情的龚澎谢绝了这番好意，小俩口都认为服从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及至周恩来得知龚刘新婚，十分过意不去，便向八路军总部调刘文华来渝。终因刘肩负重任，加以路途遥阻，一时无法实现。这一对情深意笃的夫妻毅然把团聚的幸福推到了抗战胜利以后。工作之余或战斗间隙，他们除了以共同的回忆聊慰寂寞外，只有靠鸿雁传书来述说衷情了。刘文华的信相当有规律，至少每隔十天写一封，并特意选用粉红信笺，把每一封信都编上号码。同伴们打趣龚澎，粉红信笺来得真勤，把你们的悄悄话说给大伙儿听听呀!龚澎口不饶人，心中却像吃了蜜糖一般甜。1941年中条山战后，邮递困难，龚澎写去的信一连好几封都未交到。如今刘文华的信也有好几个月没有来了。

　　这天傍晚，邮差送来一封信，是龚澎的，一见那白底红格的中式信封和那十分熟悉、极其亲切、挺帅气的毛笔字，她的心就欢快地跳跃起来，捧着信奔进小屋。抽出信笺，却是知心女友吴青写来的。吴青的丈夫何云，是华北《新华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一个在游击区开创新闻事业的勇士，就在几个月前，牺牲在太行山了。龚澎后来在给吴青的回信中写道：

　　……出我意料，信却不是他而是你写的。我依然是非常高兴，因为自从知道何云同志殉国的噩耗后，我时时在怀念着你，我懂得什么能比和最亲爱的人死别更痛苦呢!?同时，我也希望从你处知道一点关于文华的近况。但是你的信却使我非常栗惧，非常不安。怎么一回事呢?你在因为我们遭遇相同而更关怀到我；你在劝我更坚强起来，说“革命是长期的，这一点牺牲算什么呢?”当然我马上联想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和不测。文华在敌人今年扫荡最激烈的晋东南；他患斑疹伤寒初愈便随军作战。但是我不能信任自己，也许是几个月来知道许多熟悉同志的噩耗使我过度敏感。我仔细地将你的信一遍又一遍地读，急促的呼吸，沸腾着的血最后使我不能支持……

　　龚澎跑到周恩来房里去，急切地问道：恩来同志，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得到了文华的……什么消息?

　　一见龚澎的神情和她手里的信，周恩来的目光暗下来。他起身安顿龚澎坐下，自己也坐下。龚澎紧盯着周恩来，目光里满含着祈求、恐惧和希望。怜惜之情像浪潮一般激荡，但是不能再瞒她了。周恩来在短暂的犹豫之后，注视着龚澎的眼睛，轻声地、缓慢地，然而开门见山地回答：刘文华同志确实已在五六个月以前病故了。他患了急性阑尾炎，因为医药条件差，转成了腹膜炎，最后去世了。我是稍晚一些才得到他病故的电报的，你正在病中，又遭父丧，就是目前你的健康也还没有恢复，我不忍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创伤，所以一直瞒着，没有告诉你。

　　本来龚澎是期待着周恩来给予否定的答复，期待着他笑话自己的愚蠢和神经过敏。周恩来充满同情的轻言细语却像一根铁棒重重地敲在她的头上，她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了……

　　龚澎记不清自己是怎样回到他们四个人那间小屋中去的。她手中除了吴青的来信以外，还拿着一封信。她恍惚记得是周恩来交给她的，同时郑重地告诉她，这是刘文华同志的遗嘱。龚澎机械地取出那封信，在昏黄的电灯下展开，熟悉的字迹立刻使她感受到撕裂心肝的剧痛，她抹去不断涌出来的泪水，一字一句地读下去：

　　我现受着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宁愿自杀；但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同志，相信坐镇华北抗战的彭德怀同志，相信党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义，相信共产主义。我爱我们同志；我亦有时怪他们，是为了帮助他们。但是恨我仇敌。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龚澎哽咽着，好几次读不下去，泪水迷蒙，什么也看不清。“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每读到这句，她就柔肠寸断，痛不欲生。遗嘱的字迹和个别不甚周全的文句表明了文华是强忍着巨大的痛苦在书写。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遗嘱，只在末尾才谈到个人的私事。虽然刘文华是死于缺医少药，死在病床上，并不轰轰烈烈，但就他同疾病和痛苦搏斗的无畏气概，他在死亡面前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无私的襟怀，这和杨靖宇、赵一曼的精神不是一脉相通的吗?

　　龚澎遭受命运如此沉重打击的这一天，是1942年11月28日，天阴，夜晚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来。姐妹们无法，也不可能给她些许安慰，龚澎睡在自己的竹床上，蒙着被子独自伤心。

　　心碎的回忆

　　我永远失去他了!我永远失去他了!

　　龚澎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今年三八妇女节，文华寄来一张明信片，简略的文句洋溢着高昂的战斗热情；文华还说，我无时无刻不在念着你，只希望很快打垮希特勒，打垮日本鬼子，我们就可以见面了。胜利，见面，团聚——我也是一直这样期待着的呀，原来这几个月我过的竟都是梦幻的日子!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文华最喜爱古典诗词，可是像这样消极的凄惨的诗句，对抗日战士的他怕是一种亵渎吧!龚澎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死亡同生龙活虎的文华联系起来。

　　黑暗中，她的眼前鲜明地浮现出太行山上潞城县内的一个小村庄。那是1938年冬天，群山一片雪白、寒冷的空气令人精神爽朗。龚澎在八路军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有一天，朱总司令乐呵呵地告诉大家，有一位新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要来参加秘书处的工作了。留学生!龚澎他们这些从延安调到这里来工作的年轻人也都是大学生，知识分子，但还不是留学生。像八路军这样的穷队伍，吃的是小米、包谷，穿的是草鞋，整天打仗，留学生肯来参加的并不太多。所以龚澎他们抱着好奇心等待着他的到来。除夕那天，正好移防，在一个老乡家，他们见面了。身穿军服的“留学生”戴一副眼镜，脸色黑里透红，结结实实，高高兴兴，他伸出手来说：我叫刘文华。

　　从此他们就在一个部门工作了，朝夕相处，一切生活都是共同的。敌后生活环境，同志间更容易互相了解。他们发现彼此的经历有许多相似甚至相同之处：都是读的教会中学，刘在北平，龚在上海；都是1936年入党的，刘在柏林，龚在北平；入党前刘参加赤色反帝大同盟，从事反法西斯活动，龚则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呼吁抗日救亡；刘文华学工，却酷爱文学，龚澎学历史，却抱着一本英文小说就忘了吃饭。刘文华的弟弟妹妹还是龚澎在燕京大学的同学。除此之外，龚澎又在刘文华身上发现了许多自己缺乏的优点和品质。文华从欧洲回国，一个月之内就从繁华的巴黎转到了苦寒的、浴血的山西前线，不同的生活环境反差如此之大，文华却适应了。对比起来，自己身上存在的“名门闺秀”的习气就太浓厚了。文华了解她，却绝不姑息她，总是严肃地指出她的弱点，督促她改正；对她的感伤情调，毫不容情地予以摧毁。傲气的龚澎有时和他争吵起来，但事后冷静一想，还是文华批评得对。了解得深了，她才知道文华的自觉磨炼，自我要求是何等严厉。他处处注意，不断否定自己从旧社会带来的残余意识，努力和工农出身的同志打成一片。他和上级、下级相处得同样融洽。他穿一身因日晒雨淋变得黄不黄灰不灰的土布军服，代表十八集团军出入友军司令部。在友军的将校们中间，这身穿着比他们的伙夫还不如，但他不卑不亢，自有一种凛然的气概、非凡的气质。龚澎不认为自己是个笨人，但是文华的聪明，他对事物的理解能力和分析判断能力都远远超过自己。那时，文华的工作主要是写军事政治文章，起草与友军的来往函电，领导一些学术研究工作，有时还到各地巡视。一个刚回国的工程师，陡然转到一种迥然不同的工作和迥然不同的环境，他居然都能愉快胜任，越干越好，深得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的器重。这使龚澎感到惊异和钦佩。今年初，文华来信，说自己有新的进步，就是对同志们的缺点能够坦白地直言无隐，并诚恳地帮助他们改正。他说，这是耳濡目染，受了彭德怀同志的影响。

　　文华今年才30岁呀!他的生活道路本应当很长很长……

　　论德、论才，文华无疑是出类拔萃的，但他的为人却非常朴实。他绝不认为自己是不世之才，要建不世之功，他真心实意地希望能做一个好党员。有一次，那时他们已经超越一般同志关系，是一对恋人了，龚澎把玩着文华在戎马倥偬中总带在身边的钢卷尺和对数表，问他：“你六七年学的东西都丢光啦?现在做的事和工程师毫无关系，将来你还是改行吧?”文华带着梦幻的神情摇摇头，断然说：“不，我还是要做一个工程师，布尔塞维克工程师。现在我正在锻炼自己的党性，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这不能说和工程师无关。”

　　在龚澎的心目中，文华是一个理想的恋人，也将是一个理想的丈夫。他柔情蜜意，体贴入微，同时又有着追求真理的赤忱、一往无前的豪迈和纯钢一般的党性。同志们也无不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早就该结婚了。只因龚澎对婚姻问题非常慎重，直到经过了一年零八个月的交往和了解，才决定结合。

　　1940年8月1日，建军节，是他们选定的新婚大喜日子。新房在太行山怀抱里的一个小村中。新婚夫妇在共同生活开始的日子里，手牵手地走进山野，在一个僻静的山沟，他们选了一棵白杨树，在树干上你一刀我一刀地刻上了自己的姓名和结婚的日期。阳光照着他们刻下的字迹，被划开的白杨发出非常好闻的香气……

　　龚澎掀开被子坐起身来，同伴们都已睡熟。她摸着黑轻手轻脚地取出两年间文华寄来的信件，回到床上，把亲人的书信紧紧地抱在怀里。这中间就有去年文华随信寄来的他们在那棵树上所刻的字迹的拓片和那棵树上的一片树叶……

　　幸福的蜜月多么短暂，只有29天!

　　临分手的那个夜晚，他们谁也舍不得睡觉，秋月透过窗棂在枕畔洒下一片清辉。龚澎富有战士的豪情，但在此刻，在丈夫怀中，却止不住热泪涟涟……

　　远远近近，鸡叫了。

　　“唤起双眸清炯炯，泪花落枕红棉冷。”

　　龚澎清楚地看见，文华和左权（八路军副参谋长）还有其他同志站在山坡上挥手，送别他们这一队出发的人。当他们一行走到一处苹果园，坐下来休息时，她和左权的爱人刘志兰各买了一堆苹果，托人带回去给自己的丈夫。谁知道这竟是她们对自己丈夫的最后的照顾，文华和左权同志几乎同时亡故!

　　为了忘却的纪念

　　第二天，颖超同志来抚慰龚澎，然后恩来同志和她长谈。龚澎眼睛红肿着，却不再流泪，目光异样的明亮。他们谈了些什么，现在谁也无从知道了。可以想见，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安慰龚澎的最适宜的人选。他们是几十年的恩爱夫妻，却又不像那池塘中戏水的一对鸳鸯，或是在屋梁间呢喃的一双燕子；他们是在时代的暴风雨中出生入死的战斗伴侣，经历了多少次生离死别的血海中的幸存者。他们懂得什么是壮烈的死，什么是苟且的生，他们参透了生死，识得透“感人的永别，永别的感人。”

　　龚澎一脸坚毅，她开始照常吃饭，下午也伏案写信，这是写给吴青的一封长信，直到深夜方才写完。她把自己在这二十多个小时之内所经历的、体验的、思考的，全都倾泻在这封信里了。这封信是写给女友的，也是写给文华的，写给党的，严峻的斗争不允许她沉溺于个人的悲痛中。尽管这打击来得太突然、太猛、太狠，正如她在信中所说，“像几卡车的装货，上面标记着‘悲痛’、‘失望’、‘惊恐’、‘苦恼’，要我一下子容纳下来，并且把它们消化，随着我的血液，流输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你说这是什么滋味!”然而，在这二十几个小时之内，龚澎居然做到了。读过这封信，人们不能不惊叹，她具有多么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周恩来支持下，这封信以《纪念文华》为题，副题是“函复一个阔别四年在华北坚持抗战的老友”，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笔者前面引用的、转述的，大都取自这篇文章。下面再原原本本地迻录它的最后三段：

　　我痛哭!我不忍回忆!幸而接到文华的噩耗是在父亲逝世之后——当我被逼对人的生死已经作过一个比较彻底的思考之后。人有生长也有死亡。这是自然界的规律。人的生死既不能纯由自己主观决定，也不能由爱他的人决定。人和爱他的人宝贵他的生命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点事；而且与他相处得多一些，可以多得到他和多给他一些爱护和帮助。纵使由于体贴和注意，人的生命可以延长，但是长生不老的人并不存在。物质的形体必归还物质——人化为骨，骨化为土，一切都在变动中。像父亲、文华这样充满着生命力和战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着这规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吗?!痛定思痛，我抬起头来，决心将文华中途放下的事业继承下来，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贯彻我的信仰。

　　亲爱的朋友，我和你一样地爱着太行山那块贫脊的土地。因为它是被我们最亲爱的同志们的血滋养着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的见证；它本身包藏着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爱在那[里]坚持抗战和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老乡们。我们是要靠他们来保卫这块土地，替成千成万和我们遭遇相同的姊妹们复仇的。你放心，我会顽强地接受文华遗留下来给我的责任。我会更注意自己；并不是希望多活几年，但愿能使活着的时候，多做一些有益于民族，于党的事。在这大时代中，我绝不会被私人感伤所湮没，因为这便不是父亲教养成人的我，也便不是文华所期望的我。

　　有两椿事请求你。请你来信详细地告诉我关于文华病和逝世时的情形好吗?我现在仅知道他患什么病；时间、日子都不清楚。还有，请你不要笑我，假使他安眠的那块地，不被战争的炮火所毁损，还在我们队伍保卫之下，待明春雪融冰化的时候，我恳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种植一些树秧；让他知道这是在辽远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这封信在当时影响很大，许多人受它感动，被它激励，一些认识龚澎的人，包括那些倾心于她的外国记者们，开始对她真正有所了解。也许正基于此，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埃里克塞瓦莱德后来写道：“一见到龚澎就会使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感到无地自容，因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真正的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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