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骚动预算篇：对政府削减开支再反思

　　始自周六（8月6日）夜间的伦敦托特纳姆区骚乱已进入第四天，伦敦街头的形势有所控制，但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布里斯托等地的局势却有所蔓延，很显然，事情还没完。

　　事件的导火索是8月4日一名叫马克·杜根的29岁黑人男子在被警方追捕时中枪毙命，死者亲友对警方处置不满，从而发生纠葛，最初的示威发生在8月6日，但规模不过200人，形式也仅是在托特纳姆区警署门前抗议，但随着消息在网络和黑莓平台的传播，很快变成了烧、砸、打、抢劫等到处蔓延的集体性暴力。

　　杜根有贩毒的前科，且有报复杀人的动机（其表妹、一名驻唱歌手不久前离奇丧命），并非有号召力的人物，在远离托特纳姆的克莱顿、布罗姆利或伊灵等社区，冲上街头的骚乱者或许从没见过、甚至听说过杜根这个人，许多人在网络上也承认，他们是听到“警察欺负人”或“去7-11店拿东西可以不给钱了”，便热血沸腾地冲上了街头。很显然，对于大多数参与者而言，“杜根事件”只是个借口，正如1992年洛杉矶骚乱时，那起引发轩然大波的驾车超速案，以及那个处在争议漩涡的“问题青年”罗德尼·金一般。

　　杜根事件不过是托特纳姆区、乃至众多被波及社区和城市的年轻人涌上街头、宣泄不满的借口，真正的原因，则是社区贫困化、青少年高失业率、移民和本土居民间的不平等、种族隔阂，等等。这些原因早在1985年上一次北伦敦骚乱时就存在，如今，正如经济学家克里斯班·波利所言，26年过去了，一切都换汤不换药。

　　那么，何以26年间这些问题所引发的只是些小麻烦，如今却突然唤醒沉睡了26年的恶魔？

　　上次骚乱的策源地同样是托特纳姆这个当时伦敦数一数二的贫困区，骚乱发生后，这一地区的治安和种族歧视问题得到重视，警民关系有所改善，固然是矛盾缓和的一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自那之后，随着撒切尔时代的经济复苏和就业状况改善，这一地区不稳定的温床大批无所事事的失业青年群体有所缩减，政府的投入也让该区的街区面貌、商业环境大为改善。不仅如此，多元化政策和对移民的宽容，将更多原本可能被边缘化的移民家庭纳入了社会福利体系，这一切都降低了社会的不安定性。

　　近年来由于政府开支浩繁、财政不堪重负，英国一直在削减社会福利，9·11后突出的族群、宗教矛盾，又让卡梅伦政府开始收紧移民政策，甚至公然喊出“多元文化已死”的口号。债务危机爆发后，政府加大紧缩公共开支、削减福利力度，加快节奏，让矛盾变得更突出，底层民众感到更加失望和愤怒。

　　尽管削减政府开支、降低福利支出是减少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隐患的必要手段，也是老龄化社会压力重负下不得已的选择，且过高的福利也容易降低社会效率，让人们变得更懒惰、懈怠，但毋庸讳言，福利社会里对社会保障和福利依赖性最强的是中低收入者和社会边缘人士，开支和福利“瘦身”，他们的经济、心理承受能力也是最低的。在他们看来，很多麻烦是“富人”和“大人物”惹的，如今牺牲的却是他们，窘迫的处境加上愤愤不平的心态，很容易让他们变成一点就着的“莫洛托夫鸡尾酒瓶”。

　　开支的削减还妨碍警力的加强。苏格兰场的现场指挥官罗伊·拉姆事发后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警方之所以在骚乱第一夜束手无策，最重要的原因是警力不足，如今虽然调集了1.6万警力，是最初时的大约3倍，但这些警力却是从其它9个警署临时抽调的，周二之夜后伦敦趋于平静，外地却骚乱蔓延，不能说与此无关，一旦骚乱在多处发生，英国警方恐将顾此失彼，骚乱后有国会议员提出用高压水枪驱散骚乱者，还有人提出宵禁，可有关人士表示，英国警方既没有高压水枪，也根本没有执行宵禁的足够警力。

　　伦敦骚乱几乎与全球股灾同步发生，正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言，欧元区范围内进一步削减赤字和政府开支、降低社会福利，恐怕是不可避免的事。伦敦骚乱以及此前希腊等地的骚乱提醒人们，在削减开支和福利的同时，必须小心翼翼地照顾到中低收入阶层脆弱的经济和心理承受力，以免“托特纳姆现象”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