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兆时(右)和孩子们的合影。(志愿者提供)
本报记者 任鹏
北京人燕兆时的人生，在42岁时，意外地转到了另一个路口。
去年7月之前，北航毕业、研究自动控制的他还是一名科研人员，做飞机结构试验的工作，在北京繁华的二环路上班。
原本只是想做一名支教，但毫无准备，他成了北五环外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全职校长，管理着200多个孩子，每个学期补贴4万多元的亏损。
可是，他不能中途放弃。
他决定，一定要亲眼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死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或者倒闭。而这，也许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绕不开的宿命。
“如果你跪下他们就租给你，你跪吗？”
8月中旬的北京，快开学了，燕兆时的学校暂时没有因为附近区域可能出现的拆迁而搬家，这让燕兆时悬着的心放下一半。
这个担心已经缠绕了他一个多月。
学校搬到这里才一年，如果再搬家，燕兆时不敢保证，学校是否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地方而裁减学生，或者消失。
6月底，听说学校周围可能会拆迁时，燕兆时曾到处寻找合适的校址，有人问他：“如果你跪下他们就租给你，你跪吗？”
“当然，这太简单了。”
一年前，学校还在唐家岭，燕兆时也只是一名支教志愿者，不必操心学校的生死，来去自由。
这是北京一所很普通的打工子弟学校。
一年前，学校同样遭遇拆迁问题。去年7月，学校接到通知，7月30日是搬迁的最后期限。租到合适的地方很难，改造又是一笔费用，学校的校长夫妇很难承受，找燕兆时和朋友帮忙。
“这样一所打工学校会出现很多问题，我们连帮他的话都没敢说。”
所以，燕兆时依旧当着志愿者，上着自己的课。
7月下旬的一天，他和朋友去学校时发现，一辆厢式货车拉走了校长的一部分物品。
之前，燕兆时听校长说过“太困难了，不想干了”，没想到这次是真的。
去问校长，没有得到期望的答案。
燕兆时和朋友两个人面面相觑。
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不吭声，校长走了，学校就彻底停了；不想让学校停，就得做些实际的事。
上课，毕竟相对简单些，可要负责这个学校，谁知道会有什么结果？
“你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朋友问。
“大不了过俩月就倒闭了。”燕兆时回答。
“过俩月再倒闭，会比现在还坏吗？”
“至少，我们还好好教了两个月啊。”
“既然过俩月再倒闭比现在要好，那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你不怕我也不怕，大不了过俩月倒闭。但还有可能过俩月不倒呢。”
担起一所学校的重担，就这么简单。燕兆时非常清楚地记得这段对话，因为它虽然很短，但其中所包含的内容太多了。
“考虑了又能怎样？就两条路：关或不关，管或不管。没有别的好办法。”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几乎让燕兆时抓狂。
燕兆时和朋友们疯狂地找地方，最终找到了现在这处家具厂仓库。
这是唯一一个能装得下所有学生，而且房东愿意出租的地方。
订合同、搬家、改造、装修……2010年8月20日，学校正式报名；25日开学。
校长暂时留下来，这时候，燕兆时和朋友们还只是帮着他管理教学。
一个学期后，原来的校长还是支撑不住回老家了。燕兆时成了全职校长，延续了19年的科研工作彻底放弃。
“学校几乎没有独生子女，很多孩子上学时，要带着四五岁的弟弟妹妹，因此，还得开一个学前班。”
燕兆时曾和朋友探讨过学校的发展，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打工子弟学校，根本没法做。
“连盈利模式都没有，怎么能坚持下去？”
“即使他们拿钱了，也是高尚的”
学校一年的运营印证了燕兆时的想法。两个学期，学校亏损近十万元。这些钱，多数由他补上。
给老师涨工资，就得继续赔钱。不过，学校12名全职老师的工资还是涨到了每月1600—2000元。此前工资在千元以内。
在这里，谈钱，是件很敏感、很尴尬的事。
燕兆时却因担心别人误会而更想说清楚，接手这所学校，不是为了钱。
“进账就是学生一学期600—700元的费用，支出能算明白，房租8万元，再加上工资、校车费、文具费、人工费。”燕兆时生怕别人不相信似的，又补充，“真想赚钱我还做原来的工作，这样的学校，能压榨出多少呢？”
这样的学校，在北京五环外的六里屯村。
8月10日下午1点多，安静的小院里，北边是落满灰尘的8间教室，塞进200多个学生后满满当当，其中一间还没有屋门。房顶是一层彩钢板，冬冷夏热。
王海龙一个人值班，刚刚吃完一包煮过的方便面。
这个28岁的山西小伙，一年前来到这里，和其他几个人帮着燕兆时管理学校。
说是管理，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一等杂役”。
“给食堂买菜，开校车接送学生。”王海龙的另一个身份是格桑花西部支教公益组织的成员，“去西部支教路费太贵了，在哪儿不都是支教吗？”
“我们5个人一分钱都不拿，纯粹是义务帮忙。”这句话，他说得很平静，“李娟老师是今年初辞职来上课的，魏老师家人以为他还在证券公司，郭老师也是全职义工。”
在博客里，燕兆时不止一次感谢这几个不需要回报的人，因为他当面说不出口。但这让他更有压力。
“他们本可以过得比现在轻松，去享受生活或从事高薪工作。但当初不伸援手，这个学校就不存在了。”
说不出口的感谢，还送给拿工资的老师，比如说“燕京小小”。
“燕京小小”是辞掉原来工作来学校的，尽管这点工资还不能解决北京城最基本的生活支出。
“这里的工资待遇是我所做的工作中最低的，工作环境也是最差的。”很奇怪，“燕京小小”自己也说不清楚是为什么，“只想在这里多做一天，看到孩子们因为我的存在而开心”。
燕兆时坚持认为，很多拿工资的老师也得养家糊口，他们选择这个学校，就是奉献爱心。
“给你这些钱，你愿意来做吗？既使他们拿钱了，也是高尚的。”
“长大后想推销啤酒、开小铺、当保镖”
困扰燕兆时的，并不只有学校的生存窘境。
每天早上上课前，燕兆时会召集200多个学生召开十分钟左右的例会。“最费口舌的，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找到自信，并认识自己。”
学生们渐渐长大了，可他们的理想却在褪色。这让燕兆时有时感觉到无力，他只能不厌其烦地开会，不住嘴地说。
比如说，面对“长大了做什么”的问题，一、二年级孩子的回答和普通孩子没有区别：当老师、当科学家、当老板、当县长……丰富而多彩。
而到了五、六年级，孩子会说，自己长大后想推销啤酒、开小铺、当保镖。
这样的变化，让燕兆时很意外。可想了想，他又觉得很正常。
“因为他们已经长大了，理想和现实挂钩了。他们周围都是底层打工的穷人，被周围环境改变人生观，这是必然的。”燕兆时觉得很悲哀，“十来岁的孩子，不认为自己能做得更好，能当大老板，能考上清华北大吗？”
可是，他和孩子们聊天时，听到的却是，“他们认为推销啤酒比做保洁更好，因为可能他姐姐就是做这个的。他们知道，姐姐成不了科学家，所以自己也不可能。”
很快，燕兆时发现还有更悲哀的事情。
有的孩子很聪明，如果努力，将来会考上重点大学。学校老师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孩子家长。
家长听说后很吃惊：脏兮兮的孩子，怎么可能？我和他妈都是没学问的，他这样的，过几年就该去打工了，怎么可能读书呢？
显然，大多数家长并不具有指导子女成长的能力。在这所打工子弟学校里，孩子需要更多的引导。
所以，半年前，这所学校的名字悄悄变成了“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
燕兆时的理论是：当你把一只天鹅放到鸭子群里，周围所有人都认为你是鸭子，并且是最丑的鸭子。时间长了，你也会认为自己就是一只鸭子。
“我们想让孩子们认为，你本来就是小天鹅。”
和学校名字一起变化的，还有上学费用的减免。
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燕兆时用此前一直给贫困学生减免的费用，设立了两万多元的“燕京小天鹅奖学金”，并通过这种方式“还”给他们。
“同样的事，一定要换一种方式去做，你不能让孩子们觉得，这是在施舍他们。”
“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
“如果要我退回到一年之前，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想做的。”燕兆时说他能看明白自己的决心，却看不明白一些事情。
他和学校的义工、老师都不太愿意和亲戚朋友谈自己现在做的事情。因为别人总是问：不赚钱做这事干吗啊？
这时，燕兆时和几位同事的自我评价往往会与周围人一致：一群理想主义者。
“他们说接手这所学校是不靠谱的事，这么多孩子是你们能解决得了的吗？但有什么不靠谱的？如果有2000人帮助200多个孩子，不就解决了？”
在他看来，改变一个孩子的命运真的很便宜。1200元就够一个孩子读一年书了，10个人资助一个孩子的话，一年才支出120元，这件事情并不难啊。
当校长一年多，燕兆时清楚地记得很多学生的故事。
今年年初，他发现有些孩子中午吃零食，多少有些反感，觉得不应该花这些冤枉钱。
“不贵呀，一包干脆面才4毛多，就算吃两包也不到一块钱。”听了这位学生母亲的话，燕兆时的思维断电了，不知道该怎么说。
前些日子，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丢了五毛钱，燕兆时答应给她五毛钱，但兜里没零钱，就跟她说明天给。
“第二天忘记了，第三天，她找到我，低声说：老师，你说过给我5毛钱的。”燕兆时立刻掏钱，还是没有五毛，给她1元钱。
又过了一天，女孩在院子里找到燕兆时：“老师，还给你5毛钱。”
张计鹏在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0CEF)做了五年的兼职义工，今年3月，他因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的图书资助申请走访过学校。
他发现，本该上六年级的谢希慧，却在上三年级。因为母亲病故，父亲离家，她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生活。失学三年后，志愿者通过走访重新把她纳入学校，一切费用全免。
“真正深入一件事情，会看到越来越多的问题，只看表面，才会觉得事情很简单。”燕兆时说，“我们就是一群怀着理想的人，去执着地做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小到可能不能再小了。希望全社会能理解，不是理解我，而是理解这件事。”
在这所学校里，一些悲情的东西确实很吸引人，但燕兆时总是欲言又止。他不想展示这些，因为这是“不公平的”。
燕兆时一直有个想法，一定要看到这所学校的生或死或者找到一种模式很好地生存下去，或者看着学校倒闭。
“我不会在看到它生死之前去逃避的。但有一天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还能怎么办？这是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燕兆时顿了顿，手指在桌子上狠狠敲了几下，“就像是我得了癌症马上要死了，你说怎么办？你不想死不也得死啊？”
(责任编辑：UN008)
来源：大众网-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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