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遇难消防员遗孀不愿再嫁消防员

　　9月11日在Showtime播出之前，《重生》先期于8月31日在纽约上映。43岁的惠特克说：“这部纪录片记录的是那天之后的事情，是关于活下去和希望，关于人们应有的达观。”他是在母亲过世几个月后参观世贸大厦遗址时，想到要拍这样一部纪录片的。

　　凌洋，就是那位脸上疤痕累累的妇女，当飞机撞击世贸大厦时正在大厦里的纽约州财税部上班，脸上和身上遭到2级和3级烧伤。

　　塔尼娅·维拉努埃瓦·泰珀，在皇后区杰克逊高地拥有家名叫“静心”的礼品店，在“9·11”事件中失去了未婚夫，一名纽约市消防员。建筑工布莱恩·里昂，失去了最小的的弟弟，他也是一名消防员。尼克·谢尔斯，在世贸中心做金融工作的母亲遇难时他还是名中学生。消防员蒂姆·布朗，事发当天冲进大楼救援，侥幸活了下来，而他的好朋友和许多同事最终没能逃脱死神之手。

　　这些受访人的全名直到影片末尾才在演职员表之后出现，伴随着的是菲利普·格拉斯的歌，镜头在受访人之间来回切换。

　　“我有意如此，想屏蔽掉一切影响观众观影的障碍。”惠特克说，“我希望在这些故事中，至少有一个能让观众觉得这就是他们自己的故事。”

　　观众看到的是5个不同的人，他们再婚，生孩子，家庭不和，承受各种各样伤后的压力。无声的镜头跟着他们走进婚礼、手术室和追悼会，片中还有拍摄了各种聚会的家庭录像。

　　很显然，参与影片的受访人觉得这是一种类似改变历史纪录的方式，对他们心灵的恢复大有益处。

　　“我们需要把这些讲述给后代听，”已退休的布朗说，“吉姆太棒了，对我们来说就像吉姆医生。他一点也不会对你评头论足，就是让我们放开讲。”

　　49岁的布朗目前依然单身，他说参与《重生》的拍摄并非像想的那样容易，现在有些后悔在片中分享了关于家庭的事情。不过，他相信这部影片会帮助其他人理解创痛，以及走上复原之路。

　　泰珀说参与该片，是怕人们在“9·11”后会忘了那一切。在失去未婚夫塞尔吉奥的最初日子里，她常常以泪洗面。想继续好好活下去的她又有了约会并结了婚，如今和丈夫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儿居住在迈阿密。她说自己最大的惊喜就是赢得了一个幸福结局。看《重生》的时候，人们遭受的苦难以及各自渡过难关的方法深深震动了泰珀。与此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几乎可以应付任何事了”。

　　某种程度上，《重生》选择的采访对象都能胜任这样一个长期的拍摄计划并能在镜头前敞开心扉。惠特克说，他也通过每次持续3到5个小时的无拘无束的访谈，来寻求能够保持紧密联系的共鸣这些采访大都是在“9·11”的周年纪念日进行的。开始，他有10个采访对象，但其中一个后来退出了。在编辑时，他忍痛选择将镜头聚焦在5个受访人上有8名受访人的故事收录在了随片附送的书刊中，包括了出现在电影中的4人。

　　在影片的结尾，受访人说出了他们的一些想法：从“9·11”的阴影中走出，并对仍然拥有的一切心怀感激。或者就像凌洋女士说的：“灾难发生了，但我还活着。”

　　他们的故事

　　华裔消防员：

　　同一个噩梦已经做了十年

　　“同一个故事，讲了十年；同一个噩梦，做了十年。”“9·11”留给华裔消防员谭宾的，除了破裂的婚姻、受损的肺部外，就是一个在过去十年不断重复的可怕回忆眼睁睁看着同袍被塌下来的大楼活活压死。

　　谭宾在曼哈坦华埠坚尼路75号第九消防队第六云梯队服务了22年，当年与他在世贸大楼经历生死的同袍仅剩下三人。

　　当日，谭宾到达前世贸大楼还没塌下来，“一名我在中学时就认识的消防员走在我前面，他在大楼的大堂转身向我挥手，叫我跟着他后面，此时旁边却有人喊：‘看上面！’，大楼像慢镜头似的在我头顶倒下，我再看前面就知道他已死了。”

　　往后数月，谭宾在世贸废墟参与搜救，“我们开始无休止地挖、挖、挖，靠着救援狗的嗅觉，判断下面是否可能有尸体，但收获有限，常常挖了三个小时，没有发现任何尸体而感到沮丧。我只是无意识地挖掘着，但有的消防员却忍不住哭了起来。”他回忆那段经历时说：“空气中弥漫着像鱼腥般的尸体腐臭味，我们在两天后才开始戴口罩，一星期后分发特殊口罩，但因为难以呼吸，很多人索性把它拿掉。”

　　谭宾在“9·11”之后的两年间一直做着同样的噩梦，看到同僚在一堆废铁后与他捉迷藏，有时谭宾能看清他们的样子，都是曾与他共事过的消防员。

　　“9·11”后，谭宾29年的婚姻宣告破裂。被噩梦缠绕两年，谭宾性情大变，接受心理辅导也无济于事。青梅竹马的妻子说他变成了“怪物”，终于离他远去。

　　幸运贝佛力：

　　带着使命感推动国会立法

　　和那些没有得到机会向亲人最后道别的人相比，贝佛力认为自己是幸运的。“9·11”那天，当飞机撞进世贸大楼后，贝佛力接到了在那里工作的丈夫从塔楼打来的电话，那时他正在努力逃生，但依然努力地最后一次表达了对贝佛力的爱。

　　为了纪念丈夫的逝去，贝佛力选择了游说政府和国会做更多的工作，保护民众免受恐怖主义的袭击这一事业。她和其他在“9·11”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们组成团体，为此奔波了三年多。努力最终得到了回报，2004年国会通过了修改情报机制的法案，贝佛力在国会辩论中提供了证词。

　　然而，贝佛力的故事没有就此结束。2009年2月12日晚上，贝佛力坐上飞往布法罗的飞机。她此行目的是为纪念丈夫58岁生日在他曾就读的高中发表演讲，并设立以丈夫命名的奖学金。不幸的是，飞机失事坠毁，贝佛力成为50名遇难者中的一员。在机场等待贝佛力的妹妹说：“姐姐和姐夫在一起了。”

　　空难后，奥巴马总统发表声明悼念遇难者，声明中特别提到了贝佛力。就在事故发生前几天，奥巴马在白宫接见了贝佛力以及其他“9·11”家属，向他们阐述政府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所采取的措施。

　　消防员遗孀：

　　不能再嫁给另一个消防员

　　十年前的那一天，纽约市5号消防局里的每一个生命都被改变了。恐怖袭击发生后，5号消防局的队员第一时间冲入世贸废墟，拯救被困瓦砾中的人们。进去时他们大喊：“我们一起进去，一起回来。”他们之后的9个多月里，每天都在遗址里寻找遇难者尸体。今天，11对靴子，代表着每一个失去的烈士，画在史泰登岛5号消防局大闸上。当年参与救援的消防员仍留守消防局的，只剩6个人了。

　　马德琳·伯金，她当时的丈夫就是11人里的一员，遗体至今没找到。后来，她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5号消防局的另一名消防员。

　　十年前，马德琳哭着跟格里·科尼格说：“你不要回家，直到你找到他。”

　　她的丈夫约翰在世贸中心失踪了。格里是约翰的死党，同一天加入消防队，同样驻守5号消防局。不同的是，“9·11”当天格里刚巧休班。

　　“9·11”后，格里一直努力帮助马德琳，同她的三个孩子关系融洽，甚至当女儿凯蒂步入青春期闹离家出走，打电话哭诉寻求安慰找的都是格里。

　　2005年夏天，马德琳和格里结合了。

　　今年50岁的马德琳说：“他给了我的家一个重生的机会，他是一个祝福。”

　　作为一个消防员的妻子，马德琳经验丰富，但是，每当格里去上班时，她还是会感到恐慌。马德琳说：“我不能再跟另一个消防员结婚。”因此，格里完成20年的任期后退休了。

　　马德琳认为是约翰派了格里来，给她补偿。但是，这不是一个童话，它的代价太高。当人们跟她说：“我很高兴看到你再次快乐地生活。”简单的话却如同刀子刺入心里。“快乐是一种过于强烈的字眼。”她说。

　　马德琳说：“十年后，我仍然没有答案。我不知道他最后的时刻是怎样的，他在哪里。”如果从世贸遗址找到符合约翰DNA的残骸，她知道消防队员将会穿上整齐的制服，戴上白色手套，出现在她的家门前，郑重地通知她。

　　“我害怕这一天不会出现，我更害怕它真的会发生。”她说。

　　今年已经19岁的儿子告诉马德琳，想成为一名消防员，就像父亲和继父一样。马德琳不想粉碎儿子的梦想，宁愿尽力吞下心中的恐惧。她说：“他的父亲喜欢做一名消防员，那是我家最美好的事情，直至9月11日……”

　　劫机犯母亲：

　　我的疏失让他成极端分子

　　艾莎·瓦菲的儿子萨卡里亚斯·穆萨维是唯一在美国被判刑的“9·11”罪犯，他被以阴谋罪判处终身监禁。

　　瓦菲直到东窗事发都对儿子与激进的伊斯兰分子有瓜葛浑然不知，至今她还在为此自责。“如果当初知道那帮不良分子是极端主义者，我就应该转移他的注意力……我没料到事情会发展成这个地步。”瓦菲说，“当一个孩子回到家，耸着肩，也不听大人话，并说‘你们这些穆斯林都不是好人’的时候，情况就危险了。”

　　瓦菲回忆说，穆萨维出生在法国，因为肤色而不被这个国度所接受，在谩骂与嘲笑声中长大。“他暗恋上一个想见而又不能见的白人女孩……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一定是发现并利用了我儿子内心的愤恨。”

　　现在，瓦菲依然爱着狱中的儿子，而且对他的爱“超越了过去”。同时，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她用实际行动去拯救可能面临同样遭遇的母亲。她现在是与穆斯林家庭合作的法国女权组织的活动人士，向年轻人和家长传授诸如激进主义、包办婚姻等知识，以过来人的身份向他们现身说法。“我访问学校，与女孩们谈论关于十四五岁的包办婚姻问题。我与家长见面并和他们谈论家庭问题，一定要谈。”

　　最近，瓦菲在参加一个有关追踪极端分子与促进和解会议上接受CNN采访时，敦促父母们要提高警惕。“你们必须睁大眼睛，敞开耳朵，因为我曾经就太幼稚。当父母没有值得干的工作、学历或资历时候，孩子们就会用对待‘鸡肋’一般的眼光来打量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