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慈善：如何刮骨疗伤

　　专家：“不要把慈善当作一个祭坛”

　　在我国，2010年全国慈善捐赠超600亿元，而2007年，这一数字仅为309亿元，3年时间翻了一番。然而，与之相匹配的制度建设却进展缓慢。显然，蒸汽机车无法满足高速铁路才能达到的速度与运量，巨大的社会财富处于风险当中——此时，中国慈善需要刮骨疗伤式的改革。

　　9月7日，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前司长、现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专访。对比日美等国，谈及中国慈善的尴尬现状，王振耀显得很理性，他将此视为转型期的不适应症。

　　王振耀说：“现代慈善，尤其要看重对人的尊重。”他甚至问记者办公楼的卫生间是否提供手纸，当得到肯定答案后，他高兴地说，“这就是对人的尊重。”

　　环球人物杂志：近期，我国慈善负面新闻不断，您给把把脉，它是不是病了？

　　王振耀：我国慈善不是得病，而是处于转型期的不适应，从传统动员模式向现代慈善转型。

　　环球人物杂志：涉事的基金会多数有官办色彩。您做过民政部的官员，又到民间慈善组织工作。对于官办慈善与民办慈善的不同，您有怎样的体会？

　　王振耀：慈善被分成官办和民办，是按照传统思路来说的，我不主张把这两者对立起来。两者的确有相当大不同，民办慈善尤其是向特定人群募集资金的非公募基金会，最大的优势在于更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官办慈善必须进行大转型，首先就是尊重捐赠人，另外，体制上要更透明、社会参与要更容易……很多方面都需要规范。

　　环球人物杂志：我们还发现，被曝光的事件通常和商业利益有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您认为，慈善能否和商业挂钩？

　　王振耀：商业和慈善不是对立的。现在，捐赠模式越来越多，尤其大额捐赠，比如捐赠股票。为了现有捐款的保值增值，同时为了能有捐款持续注入，可以有商业运作，也允许有盈利，这在西方国家也是通行的。但有一点，赚的钱只能用于公益事业，而不是为自己赚钱。

　　同时，慈善的商业系统也需要创新。都说不能投到高风险行业，但什么是高风险？在和国际红十字会官员的交流当中，他们也说，这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得请教专家。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我国民众对于慈善已普遍有种不信任，您怎么看这种态度？

　　王振耀：公众的不信任态度，正是向现代慈善的回归，向理性自主募捐的回归。在国外，有会员制募捐、联合劝募、社区捐赠，甚至可以订立合同。比如说每月从工资里扣100元作为捐款，与之对应的也得写明捐赠人的权利，这都体现了对捐赠人的尊重。但我们现在很多时候还停留在传统的动员式捐赠上，大家反抗的就是“被”捐赠。民众是对一种慈善形式的失望，不是对慈善事业的失望。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民众乃至整个社会对待慈善的观念还有待转变，这是当务之急。

　　环球人物杂志：怎么转变？

　　王振耀：我先举个例子，在国外，慈善组织的支出除了手续费、劳务费，还有劝捐人员的佣金，我们叫回扣，美国的佣金一般不低于5%。我们的民众能接受得了吗？但这就是规则。没有回报就没人愿意干这个活，没有了募款，慈善还怎么生存？所以，现代慈善，更需要专业人员的协同工作，并没有说的那么高尚。不要把慈善当作一个祭坛。

　　在香港，基金会的管理者年薪可以达到100万港币，在私人生活上，他坐不坐头等舱、开不开宝马，没人会管。但是他在工作的时候不能这样，因为这是公共行为。我们中国人特别爱讲道德，公私分得不是很清楚，这容易造成虚伪。

　　环球人物杂志：您曾表示，2012年，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大转型之年。您希望哪些方面的问题能够得到改善或解决？

　　王振耀：最紧迫的是《慈善法》出台，广泛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建立起近在身边的小额基金会。

　　目前，这方面进展得并不太顺利，需要解决好四个问题。第一，降低门槛。目前，注册非公募基金会要有200万元原始资金，还要有主管单位，这个门槛太高了。第二，提高基金会管理费用比例。第三，降低公益事业支出比例。第四，对股票捐赠应给予免税。曹德旺捐了价值36亿元的股票成立河仁基金会，税就缴了6亿元，以后谁还敢捐！陈发树的83亿还没捐，还有王健林、宗庆后。

　　环球人物杂志：在您心里，中国慈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

　　王振耀：我对“慈善中国”的期望，是有具体指标的：首先在捐赠额上，今后短时期内，应该快速超过每年1000亿元，向2000亿元迈进；其次在慈善组织数量上，能有上万家基金会、过百万家社会服务组织；再下一步，中国慈善家要准备走向国际社会。另一方面，我们社会要有一个理性的“慈善心态”，以更宽阔的胸襟、更前瞻的视野推动中国慈善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