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忆述辛亥革命报道：忠实记录 针砭时弊(图)

　　人民网10月9日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被视为推翻满清专制的辛亥革命之开端。作为当今世上唯一的百年中文报纸，《大公报》从广州起义、四川保路运动起便对这场革命忠实追踪，辛亥革命期间更是完整记录，直至辛亥革命后期清帝溥仪退位、袁世凯复辟均未有懈怠。回顾辛亥百年，纸上记忆依旧鲜活。

　　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革命派与改良派思潮并行且对峙交锋激烈，而当时主政《大公报》的英敛之是位“独有天人悲悯念”的天主教徒，出于对战乱伤民的担忧，他主张缓进的君主立宪。但难能可贵的是，对辛亥革命《大公报》虽然不赞同，却绝不无视之，而是在新闻板块忠实及时地记录、力图完整地呈现。

　　尽管依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杰归纳，当时的《大公报》“替穷苦大众说话、大胆评说晚清政局、关注社会现实、敢言人所不言”，但辛亥革命发生后《大公报》更多是持不赞同的态度，用新闻史学界泰斗方汉奇先生的话说，“英敛之主持下的《大公报》，惧怕暴力革命，唯恐动荡会带来灭顶之灾，辛亥革命前一面力促政府进行立宪政治改良，一面同情革命者，劝其放弃暴力。”

　　《大公报》对辛亥革命报道的首发是在1911年10月12日一封来自朝廷的电旨，内容是清廷表扬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澄抚乱迅速。而从10月13日起，《大公报》对武昌起义的报道可谓连篇累牍──13日的《武昌革党起事之警电》和《京师戒严之近闻》占据了主要的新闻版面，14日起更在“要闻”栏目中常设《武昌乱事近闻一束》，追踪起义进展情况。而“湖北”、“四川”等地方栏中也多有关于武昌起义的报道，如《革党入川之消息》、《鄂乱事前戒严之续闻》等，力图详尽地呈现全国的局势。及至《禁城警戒之森严》等文章，则对大城市受革命影响的状况进行了细致的描摹。《大公报》一面对革命进行忠实报道，一面怒骂失职的官员和将领，这些报道为人们勾勒出一幅幅活生生的清廷腐败无能、惊恐无措的画面。

　　辛亥革命后期，关于革命的相关消息更是无日无之，通过闲评、来论、社论等多种方式，《大公报》对革命的评述和参与十分积极。

　　从客观环境的角度讲，辛亥革命的爆发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偶然性，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和组织准备，中国的社会政治走向，即使是当时的革命领袖也没有完全想好──从后来的二次革命、北伐战争，长达十数年的军阀混战状况中便可见一斑。适时《大公报》相继发表了《受鄂乱之影响者》（1911年10月26日）、《乱事久延之最可虑者》（1911年11月13日）、《此次革命时期中国民之损失》（1911年12月16日）等多篇特稿、评论，劝说革命派息止干戈，主要出发点是同情饱受战乱之苦的普通民众。

　　而10月末至11月初的《为本埠人心慌乱正告大吏与居民》、《论各地亟宜组织民团》、《论宣告独立为通权达变之至计》等文章，则针对革命时期的混乱局面提出诸种建设性意见。

　　在11月18日的《论今日政体上之解决》中，《大公报》联系对比英日美法普鲁士等国家的政体，提出联邦帝国制度方为解决之道。而11月26日《大公报》更发布“君主民主立宪问题之解决”的征文小启，强调“非第本报之光，当亦忧国者所极愿发抒所见者也”。侯杰教授认为，这种有奖征文的形式能有效刺激读者广泛参与和积极讨论，有助于启发人们思考，加深媒体和社会间的互动。

　　针砭时弊、忧国忧民、竭尽心力、呼吁劝止，是《大公报》在辛亥革命早期言论的写照。而混乱伤民生则是它批评的主要出发点。“它既不坚定不移地支持某种政治势力，也不完全反对任何一种力量。值得一提的是，该报始终没有诋革命之意图，即使是针对革命期间造成的各种破坏的报道，也都是从战争危害社会民生的角度进行的。”针对《大公报》辛亥革命时期的报道，方汉奇先生在他所著的《大公报百年史》中如是评价。事实上，《大公报》在此期间的建设批评和积极参与，正完整映像了辛亥的历史图景。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意味革命派与改良派的争论告一段落。2月23日，《大公报》版面大调整，改用大中华民国纪年。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大公报》的系列报道更充分体现了敢言本色。

　　《大公报》对袁世凯的怀疑，早在清廷起用袁世凯以平定“鄂乱”时即存在，以“治世之弃物，乱时之能臣”表达对袁氏的怀疑。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前，《大公报》以《论袁项城被选总统》为题，梳理袁氏几十年驾驭权术的生平行，抑扬之间不乏讽刺。后又以《其斯以为人才内阁乎？》、《报纸之责任与价值》等文章批评袁世凯徇私专制及压迫言论自由。

　　在袁世凯确立终身大总统地位妄图称帝之时，《大公报》又在“闲评一”撰文嘲讽谴责：“今大总统既能上契天心，下乎众望，不妨一连任再连任，十连百连乃至无疆连。”1915年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时，《大公报》以嘲讽对之，同年11月20日袁氏将复辟帝制付诸实施后，大公在29日以代论刊登梁启超的《国体问题与五国警告》，鲜明反对再改民主共和为君主立宪。

　　1913年5月13日，《大公报》刊发社论《论我国今日不可再乱不能再乱之理由》，“居然以最短促之时期，最诙谐之政策，推翻帝制，改建共和。非但旷古所未闻，抑亦全球所仅见。”概括辛亥革命的缺憾之处，在此间《大公报》则始终坚守“民之口舌”的定位，对战乱频仍、专制腐败予以坚决抨击。 (来源：人民网-港澳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