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一农场职工刘贵夫7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一年挣二三十万”“国家白给好几万”,引发民众强烈质疑。新华社深入该农场调查发现,由于黑龙江垦区职工承包土地相对较多,承包职工一年赚二三十万元确实比较正常,同时随着国家对种地农民补贴力度的加大,每年拿几万元农业补贴的农户也确实存在。(10月9日 新华网)
电视画面中的刘贵夫谈到收入时言谈之间透着十足的自信气势,其一旁的儿子更是一身穿戴名牌,从表面来说,这的确是一对生活富足的“种地父子两”。新华社记者的跟进调查则以“属实”的定论强化了刘贵夫父子作为农民的“超高收入”事实。通过国家级媒体的全覆盖宣扬,刘氏父子“年入二三十万”这一典型就更具有了豪迈叙事下的晕轮效应。
但实际上,撇开偷换概念的“话语圈套”,刘氏父子的事例真的能说明什么骄人的成绩或进步吗?首先,刘贵夫真的算得上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吗?恐怕不是,他的真实身份是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下属农场的职工,须注意,该农场是直接隶属于行政机构的国营农场。一个国有农场的职工在单位的农场里承包了数百亩耕地获得了巨额收益,就像一个垄断企业的员工轻松地拿了很高的收入一样,除了佐证其所在单位本身丰厚的“福利分红”外,跟广大普通人又有何干?当然,更重要的是,刘贵夫自身的职业身份决定了将其认定为农民并不准确,这在新华社记者的报道中也给予了承认,称之为“国营农场职工”更为恰当。
其次,厘清刘贵夫的身份问题圈定着其事例本身的说服张力。假如简单地笼而统之地认为刘贵夫是普通的农民、其是农民群体收入高涨的典型,就有混淆事实本来面目,将其所要表达的潜台词无意识泛化的嫌疑。因为不仅在广大网民、百姓心目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当下社会的实际生态中,绝大多数的农业地区仍是牛畜、人力作业,很多地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难以实现机械化,很多家庭只能拥有一亩三分地,还时常被当地政府、房地产商低价强行征收,真正有条件有能力承包动辄成百上千亩土地的人少之又少。基于这一切事实,大家心目中的农民概念绝不能与刘贵夫父子简单划等号。
当然,身份认定本身并非最要紧的,关键是不要在尚未甄别“身份差异”的情况下就急不可耐地将一小部分“近水楼台先得月”者的收益超高描摹为普遍的农民增收。须知,此农民非彼“农民”。一个国有农场职工的收入狂欢,丝毫不能对号入座地真实呈现当下农村农业的状况。如今乡村面临的是凋敝和空巢的危险,而非人人说着“年入二三十万”的大话合不拢嘴。
最后,刘贵夫作为国营农场职工收入远超一般工薪阶层,唯一能说明的是国营农场体制内职工的“既得资源优势”。试想,假如不是自家单位拥有良田千亩,他们如何能轻易承包如此广袤的耕地?假如不是本为全民所有的农场耕地只是变相自肥的向“自家人开放”,和刘贵夫一样的农场职工如何又能轻易越为“农场主”而又照样像普通农民一般心安理得领着几万的惠农补贴?权力垄断下的资源分配不公成就的一部分人富裕,本身就带有原罪,而今却欲以巧借偷换概念的宣传伎俩,将其美化为农民生活蒸蒸日上的“盛世诗篇”,岂不荒谬?
讴歌国营农场职工年收入二三十万,就像赞美垄断企业职工勤劳致富一样,除了黑色幽默的讽刺劲,就剩满纸的的恶心和虚伪了。(王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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