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海洋思维来看待海洋经济
—专访浙江海洋学院党委副书记黄建钢教授
■观察记者(实习) 钱 奕
黄建钢,浙江上虞人,曾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22年,10年前南下调入浙江海洋学院,现任学校党委副书记,长期以来贴近和贴切地思考“海洋”及其对人类,对政治、经济、生态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影响及格局。
8月3日,记者对黄建钢教授进行了专访,请他以一个学者的视野来解读舟山新区。
以海洋思维看问题
观察记者: 我们注意到,2007年,您发表的《论中国国家海洋战略》一文中提及的重点战略的第一条就是要发展舟山。时隔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由此可以看出您在海洋经济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超前的。
黄建钢:其实,需要超前的不仅是我们的观点,还有我们的思维,思维的超前更加重要。这篇文章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主要是源于大家还是习惯于陆地思维,而不善于海洋思维。
观察记者:陆地思维和海洋思维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黄建钢:陆地思维观察事物的出发点是陆地,而海洋思维观察事物的出发点却是海洋。比如说怎么看“舟山群岛新区”?如果从陆地的角度看,叫“东北亚”地区;而如果从海洋的角度看,就叫“西北太”地区。再比如说怎么看人类居住和生活的这个星球?现在叫“地球”,就是陆地思维的产物。用海洋思维,就应该叫“水球”或者“洋球”,因为地球表面积的71%是海洋。而我们居住的星球跟其他星球的区别就在于我们有水,而别的没有。所以,海洋思维也是我们人类特有的一种思维。
同时,伴随海洋思维的是一种海洋科技的思维。这主要是说,要利用海洋就必须首先要发展海洋科学和海洋科技。没有科学和科技作为支撑,人类要生活海洋和利用海洋是非常艰难的,于是就发明了船。船往往是很好地体现了海洋科学和科技的水平和层次。
所以,如今我们要发展海洋经济,就必须要发展全民的海洋意识和思维,就必须首先展开海洋观教育,赋予受教育者一种海洋思维,才会形成独特的海洋观点,才能达到真正理解海洋、利用海洋和发展海洋的状态。
借鉴“邻居”的成功模式
观察记者:我国的海洋经济总体来说,起步比较晚、发展比较慢,周边的新加坡、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在这方面做得都已经很好。您觉得这三个地方的发展对舟山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
黄建钢:这三个地方的发展模式各有不同,但也各有所长。首先是新加坡,它主要是发展了港口经济,除了有形港之外,它的无形港的发展也相当不错。另外,新加坡非常重视人才,集聚了东西方比较优秀的人才,其实这是一系列政策实施后的结果。新加坡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对土地资源的管理。在新加坡只有20%-30%的人有自己的房子,其余都是租住政府的房子,这种模式对舟山来说也是很有价值的,值得借鉴。
而日本模式,在我看来,适合舟山的就是小户型模式、小排量模式、小型模式,突出一个“小”字。日本人口密度比较大,虽然比新加坡、香港小一点,但是人口基数大,有1亿多人口。新加坡、香港1000万都不到。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日本的发展模式必须要“小”。舟山平地资源较少,发展“小”模式不失为一种很适合的发展模式。
至于我国的台湾地区,主要是对发展与生态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好。台湾地区跟舟山一样,山地很多,而平地很少。所以,在土地问题上,要向台湾地区学习向“两高”要地的模式:一是要向高山要地,二是要向高层要地。而向高山要地,就要处理好与生态的关系问题,其中尤其要解决一个环保的技术问题。
而其中,无论是新加坡、日本还是我国的台湾地区,其实都是东西方文化融合交汇的地方,所以对舟山来说更有借鉴作用。而西方文化则主要就是一种海洋文化。
观察记者:您刚才讲到有形港和无形港,能否再具体解释一下?
黄建钢:“无形港”主要是指在港口交易上一些手续如登记、备案、转运、交割等的办理,以及在争议、矛盾和问题上的处理。这有点像做期货,某个期货交易点并不需要囤积很多货物,货物甚至还在原产地囤放着,但交易手续已经办了好几次,物主更名也已经好几次,就等于实际上已经运来运去和运进运出好几次了。在这方面,伦敦、鹿特丹和新加坡都是做得不错的。下一步,“无形港”正在往“数字港”的方向发展。
当然,舟山虽然发展“无形港”有天时地利的优势,要真正形成和发展“无形港”却还有难以克服甚至不可克服的难点。其难点在于,一是要把传统的“北大西洋”海域的海上贸易要地转移到“西北太平洋”海域来,二是要把位于上海的东北亚海上贸易中心挪到舟山来。而舟山的优势就在于,可以打造最新和最现代的“海事服务中心”。
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观察记者:那么,在发展过程中,舟山还有哪些瓶颈需要突破呢?
黄建钢:正式批准成为“舟山群岛新区”就相当于已经有了个“名头”。以前有些什么“新举措”做起来总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发展也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现在有了这么一顶“皇冠”,意味着顶层设计已经有了,剩下的问题就是系统设计了。当然,瓶颈的关键还是人的问题。而与人才问题相配的是人员问题,而与人员问题相配的是人口问题。
第一,人才是一个立体概念。
按照我们党的经验,正确路线确定之后,人的问题决定一切。这里包括四类人才的问题:一是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二是需要什么样的干部,三是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人才,四是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人才。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人才问题才会显得更加重要和关键。
首先是领导,重点在“大”,一定要有“三大”,即大思维、大境界、大胸怀。领导特别是要具有包容性和包容力。客观上也是,只有具有极大的包容力,领导才能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领导只有具备前瞻性,才能做到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之外。
其次是干部,即是具有具体和细致细节操作能力的人。对于干部的要求重点在“新”,一方面是要有新思维和新方法,另一方面是要敢于“新”和乐于“新”;既要善于服从和执行,更需要随机应变和善于应对突发事件。
再者是科技人才,要“高”、“尖”、“深”。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比较薄弱,海洋经济是应用性经济,可以将现有的科学技术应用到海洋领域,再根据海洋的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这就是所谓的因地制宜。如海员,可以把愿意从事海洋方面工作的人招过来,再经过适当的培训就可以了,而不一定非要航海科班出身的人。
最后是服务人才。如果一个人才需要50个人服务的话,那舟山如果需要10万人才来支撑的话,就需要一个500万的人口立体结构。其中的绝大多数属于服务型人才。但现实是,我们往往只关注“塔尖”,没有想到下面的“支撑”。
第二,政府要提升人员素质。
关于人的问题也有三个层次:人口是数量问题,人员是素质问题,而人才是力量问题。我们以前老是注重人才,却基本不重视人口和人员,从而导致了最后人才也无法发挥其人才的作用。
我曾提出到“新区”最发达和完善的时候,人口应该达到500-700万。人才结构是个金字塔,没有一个庞大的运行系统,是无法支撑起来的。没有这样的人口基数,要建设和建成“舟山群岛新区”,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人口不仅是发展的保障,而且还是市场的基础,更是人气聚集的基础。
其中,人员问题主要是素质问题。“舟山人”长期以来处于“渔民”和“岛民”混杂的状态。其中,“渔民”是一种“自然民”的概念,而“岛民”是一种“封闭民”的概念。过去舟山之所以处于“后发”和“缓发”状态,与这“两民”的特点有关。而舟山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对这“两民”的素质有所改进、改善甚至改变,变传统“两民”为现代“市民”,进而再提升为未来“公民”。而随着“新区”的发展,外来人员会越来越多,且增长速度会越来越快。这些人员的素质也将影响“新区”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人员的素质决定了“新区”的素质,人员素质提升的速度决定了新区建设的速度。所以,政府要特别重视人员素质的提升和提高。
观察记者:舟山跟其它很多海岛一样,都面临着一个缺水的问题。这是否会成为未来制约舟山发展的因素呢?又该如何解决呢?
黄建钢:缺水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就是要采用海水淡化的技术,现在虽然比较贵,但“贵”总比“缺”好。科技的瓶颈解决了,海水淡化就解决了。其中有一个大胆设想:海水淡化不光想着海岛要用,更主要是要通过管道将淡化了的海水源源不断地输往中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不仅缺水严重,而且水资源污染严重。所以,“东水西输”后,就可以使其生态能得以休息而恢复。而且相比黄海、渤海,舟山海域的水质比较好,就更应该充分地利用起来。
另外,开发海洋能源,也具有战略性意义。我是主张国家要把对海洋的研究放到一个与当初“两弹一星”的研究相同的位置上给予重视,要把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放到一个与当初酒泉基地那样的位置上给予考虑。舟山的发展不仅仅是为舟山当地的发展,更是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
所以,海洋经济不是简单地由陆地经济直接照搬过来就可以的,而是一定要“转”。其中,由陆地经济转为海洋经济,就是由粗放经济转为集约经济,由策略经济转为战略经济,由自然经济转为科技经济。
观察记者:如何区别策略经济和战略经济?
黄建钢:策略经济注重的是现实能够得到或者拿到多少,而战略经济注重的则是为未来发展留下了多少资源、机会和空间。战略经济所用的资源不仅是有形的,物质资源,而且还要会开发和利用无形的,但是有力的人才资源、资金资源、关系资源和心理资源。所以,战略经济又是一种纵向经济、持续经济和递进经济,甚至还是一种波浪经济、函数经济和推动经济。
舟山过去30年为什么没有好好发展起来?不是舟山的领导、人民不想发展起来,主要是舟山拥有的资源从属性上看基本属于战略资源,而以前我们的发展都是一种利用策略资源的发展。所以,舟山的新发展一定要从战略层面出发进行审视和思考,发展的是一种战略经济。而如果仍是以策略思维和策略方法来发展这块战略宝地,它的代价如同“杀鸡用牛刀”,就一定会以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牺牲民生为代价的。
新区要如何体现“新”
观察记者:您研究海洋经济这么多年了,对舟山新区的理解是什么呢?
黄建钢:这次被批准成为“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对于舟山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其中,一定要清楚,“新区”既是以“特区”为基础的,又是超越“特区”的。而“新区”与“特区”的区别就在于:“特区”是单纯的经济发展的概念,而“新区”是一个综合概念。“舟山群岛新区”之所以能“新”,主要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可以“创新”和“出新”的地方。其中,既要以经济为基础,又不能以经济为局限。而舟山本身的边缘性和“后发”性又使得“新”成为需要和可能。而其“新”的关键,是要在社会主义的体制上如何发展经济和管理社会的问题。如果不是在社会主义体制的基础上创新,那就是一个既没有基础和前提,又没有目的和目标的创新。
我理解国家把“舟山群岛”定为“新区”,主要是想使“舟山群岛”在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上“先试先行”起来。其实,对国家来说,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以及社会管理创新就是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问题,是必须给予尽好、尽善和尽快解决的。所以,舟山一定要先设计,然后再行动。如若不然,很容易形成“夹生饭”的局面,最后往往会做不下去。即使在经济领域里,其“新”也要体现是一种科技经济的概念和状态。
所以,舟山的“创新”应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传统文化和科学发展等方面的结合上展开和深入,要在它们各自的和彼此之间的领域和范围之内形成崭新的共同点和互动的良性机理上做文章。其中,脱离了任何一方都将会使“创新”失去意义。这其实也是当下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问题。所以要有新地缘、新理念、新科技、新能源、新资源、新治理、新指标和新制度,形成一个“舟山示范”、“舟山模式”和“舟山经验”,便于把它逐渐地推广出去。
(本组稿件照片除署名外均由舟山市委宣传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