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南方周末 冯洁 吕宗恕
PM2.5指标迟迟未列入国家空气质量体系，民间掀起了热热闹闹的自测行动，如雨后春笋，大有“倒逼”官方发声的趋势。
整个十月，北京几乎面如土色。
北京市民王海燕有时会很绝望：“我是不是不该生孩子？”国庆之后，她特地向儿子的幼儿园告假一个月，打算趁着秋高气爽让孩子体验户外游玩，然而如今一家人只能闷在家里。
一场突如其来的灰霾连绵不绝笼罩京城，没有官方预警，也没有事后解释。美国大使馆自测的空气质量PM2.5指数反复跳上200大关，达到美国国家环保局认定的“非常不健康”、“危险”级别。
尽管美国大使馆小心翼翼在官网解释：“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无法通过单一空气监测站的数据得到的”，但是每个北京市民都能闻到空气中呛鼻的灰尘味，视野不远处笼罩在灰霾中的高楼如同海市蜃楼。
最近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报告中，严重时也仅为“轻度污染”，如同“轻度追尾”令人捉摸不透。官方和民间的感受一如既往地缺乏共鸣，环保NGO和不少市民自发拿起空气检测仪器，走上街头，开始自测PM2.5，通过网络发布民间信息。一场民间自救行动开始推而广之，坚毅中带点无奈。
PM2.5（Particulate Matter 2.5）
大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的颗粒物，粒径小，富含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尽管民间呼声甚高，但中国尚未将PM2.5列入空气质量体系，通行的仍是PM10监测。
自己拿起检测器
王海燕在一家出版社工作，2011年7月，她成了环保组织达尔问自然求知社检测中心的一名志愿者。
2011年上半年，达尔问开始招募志愿者，测试室内甲醛浓度。达尔文创办者之一冯永锋说，既然官方数据千呼万唤不出来，那么民间自测PM2.5总可以的。
2011年7月18日，王海燕带着检测器，上了公交车，从位于南三环的家到位于北京东三环附近的工作单位，又走进了十间办公室。
在办公室，同事们很好奇，有人想借仪器回家测，有人打算买一台自用，也有人毫不在意，在抽完一支烟后，滔滔不绝说：“污染是地球发展的必由之路，你们阻挡不了。”
她暗想，以后有一天她或许得对儿子说，孩子，戴好防毒面具再出门。
王海燕一天自测的结果发现，上午空气中的颗粒物普遍比下午少，有烟尘排放源的场所（如吸烟室、烤羊肉串摊）颗粒物明显增多，而空调公交车比非空公交车干净，地铁比马路上颗粒物少点但又比空调公交多。
她在空气质量日记里写道：“以上结果看出，只有空调车内的空气偶尔达到美国人‘优’的标准。多数时候，我们都生活在国标的健康空气和美国的不健康空气中。”
在北京最灰暗的那几天里，LG商品企业部经理刘昌峰突然忆起两个朋友，夫妻俩在日本大地震的三天后回国避难。不料在北京住了三个月，双双得了支气管炎。久治不愈，不得已又返回核辐射威胁下的日本。
刘昌峰也成了达尔问自测队伍中的一员。在这次自测行动中，除了达尔问工作人员，还有十几位普通市民。“我们的检测结果和美国大使馆公布的差不多，”达尔问工作人员王秋霞说，“空气污染指数远高于官方公布。”
除了民间组织，商界精英和意见领袖也加入到这场自测行动中。
2011年10月22日晚11点多，地产企业家潘石屹在微博上贴了张iPad截图，在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大使馆院内，细颗粒物（PM2.5）指数为439，评级为“有毒害”。潘惊呼一声：“妈呀！有毒害！”
两天内，这张截图转发近五千次。不少网友按图索骥，找到了苹果商店上一款名为“Beijing Air Quality”的软件。其数据来源正是美国大使馆。
手机插件还不过瘾，远大集团旗下的空气品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继说，能测试空气质量的“远大生命手机”有望下个月在全国上市。这种手机能监测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颗粒物（PM2.5）。
“这种手机监测空气质量的功能还没得到相关计量部门的认证，但不影响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自我评价和判断。”彭继说。
早在几年前，远大老总张跃就已开始自测所到城市的空气质量。他常年随身携带一个十斤重的小包，里面装着监测颗粒物、甲醛等污染物的五六种仪器，由此记录了不少世界各地的空气质量。能测空气质量的手机，正是张的突发奇想。
“好事者”众
国庆长假，北京媒体人梁立（化名）开车从湖北襄樊返京，一千多公里的路上，能见度不到一公里。他一路始终开着雾灯、打着双闪，“感觉被闷在一个箱子里，却怎么都走不出来”。
在天津，市民也闻得到空气中呛人的味道。2011年10月21日，北京灰霾好转，广州又无可救药地迎来入秋后首场灰霾。
这场民间自测行动，不惟北京，全国不少地方的市民都在参与。
2009年叶泉山还是中山大学本科生时，主持一个摄像头监控天气的小项目。他和同学发现，在8公里外的大学城遥望广州电视塔“小蛮腰”，大概有1／3到1／2的时间看不到。一般气象上认为，湿度90%以下，能见度10公里以下，就算是灰霾天气。
在试验之后，叶泉山开始关注PM2.5。
2010年起，他依据官方公开信息，制作了一个每日自动更新的网页，命名为：“今天我们的空气质量真的‘优良’吗？”
PM10和PM2.5的关系，被叶泉山比作“大苹果和小苹果”。对于大多数内地城市而言，PM10在多数情况下都是主要污染物。而许多研究表明，PM10和PM2.5空气浓度比例在0.5到0.8之间，因此只要通过空气污染指数反推PM10的浓度，再乘以比值，就可以得出PM2.5估计值。
叶的网站正是以此进行估算。我国现行空气质量标准中没有包括PM2.5，他希望通过公布经细颗粒物改正的空气污染指数估计，“让大家对身边的空气污染程度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上线为10月18日-25日，每日上午9点美国驻华大使馆自测的pm2.5指数；下线为同期北京环保局公布的每日空气质量情况。由于检测污染物种类和布点不同，两者毫无可比较性。 （李伯根制图/图）
民间自测科学吗？
达尔问在微博公布的结果很快遭到诸多专业质疑，比如现行空气质量最准确的检测方式是膜式称重法，需要经历捕捉颗粒、晾晒、称重、分析等步骤，而便携仪受温度、湿度的干扰较大，准确性存疑。
2011年10月上旬，王秋霞频繁拜访了中科院大气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专家，咨询如何提高测试准确性。
其中一名专家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潘小川教授，他和同事曾发表过一项研究成果。2004年到2006年期间，潘小川在北大校园里设置了数个观测点，他们发现，当这些观测点的PM2.5日均浓度增加时，约4公里以外的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急诊患者数量也会有所增加。
“虽然PM10和PM2.5都是心血管病发病的危险因素，但显然后者的影响更大。”潘小川说。
其实，早在环保NGO和市民自测PM2.5之前，许多科研机构都做过小样本的调查。
1990年代初，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原工程师魏复盛曾参与了一项中美联合研究。他们在广州、兰州、武汉、重庆的城区和郊区各选了一所小学作为研究样本，并观测1995年至1996年间八所学校的PM2.5和PM10等数据。观测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美国1997年制定的PM2.5年均质量浓度推荐标准，八所学校全部超标，分别是美国标准的3.8至10.7倍。
2002年，南京大学环境学院黄鹂鸣等人在南京设了5个PM2.5和PM10的观测点，这五个地点分别代表交通主干道、居民区、商贸饮食、化工和旅游区五种城市功能区。若以我国空气质量二级标准衡量PM10，而以美国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衡量PM2.5，则二者的超标率分别达到72%和92%，最高超标倍数达到6.29至9.02。
然而，这些仅限于科研领域，最终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是美国驻华大使馆公布的自测数据。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大使馆在其院内架设了一台监测仪，每天记录PM2.5的浓度，并在Twitter网站上实时发布。严重时，美国大使馆用了“crazy bad”（糟得一塌糊涂）这一骇人词汇来形容。
这曾掀起一阵争议波澜。直至2011年7月，当达尔问开始自测并公布结果时，也遭到了同样质疑。在微博上，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杜少中回复众博友：“北京的空气质量一直在进步，有诸多的数据可以证明，不要仅拿某使馆的数据来说事儿。”
“美国大使馆的数据只能代表大使馆，代表不了北京。”一位多年研究大气污染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说。
现在，达尔问的检测团队吸纳了环境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他们开始尽可能按照科学方法，记录监测点的环境气象数据、离主干道的距离等。“便携式检测仪有不可避免的缺陷，而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分析结果，得出报告。”王秋霞说。为了避免错误，她不再收录同期美国大使馆的检测数据。
“我们会少活几年？”
事实上，我国PM2.5监测和研究起步并不算晚。从1980年代的兰州光化学烟雾，到1990年代的南方酸雨，都曾涉足细颗粒物监测和研究。但直到1990年代末灰霾天气才增多，但国家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还在二氧化硫等，细颗粒物尚未提上日程。
而传闻中的“监测能力不足，布点太少”一说也难以成立。以北京为例，北京在2000年后有了较大规模的常规监测点。迄今，北京已密集布置了四十多个PM2.5监测点，只是从未发布结果。
2010年，环保部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时，呼声很高的PM2.5指标并未如期纳入强制性监测体系，而是作为制定和实施地方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参考污染物。
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在于，在不包括PM2.5的空气污染指数下，全国70%以上的城市空气质量可以达标，如果PM2.5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第一时期过渡标准，将其纳入修订中的新国标的话，城市的空气质量的合格率可能会下降到20%。
2011年9月，环境保护部污染防治司司长赵华林明确表示，要将PM2.5纳入修订中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而一位多次参加过标准修订会的专家也向南方周末证实，PM2.5入国标已确定，“现在举棋不定的关键在要不要把PM2.5达标纳入政府考核。”
随着灰霾天气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地区不断增加，环保部门已在南京、上海、广州、长沙二十多个城市试点监测，无锡等地的气象台也在自购设备进行科研监测。
未在空气质量标准中纳入PM2.5，却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试点监测，究其原因，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解释无非是“监测结果不太乐观，否则标准早就出台了”。
创新工场CEO李开复在微博上对潘石屹说：“算算这样的空气，我们会少活几年？”他还调侃说，“测PM1000好了，这样可以说北京有完美的空气。”
2011年10月23日，微博网友“黄城李记”发现，当日京城一场风雨彻底扭转了美国大使馆发布的惊人读数，从“危险”转至“中等”。“黄城李记”调侃道：“传说中的‘环保基本靠风’……谢谢风风雨雨。”
市民们不得不开始自卫。刘昌峰发现儿子卧室紧邻公路，成了全家细颗粒物污染最严重的地带。无奈之中，刘昌峰把家里布置成植物园，大大小小的绿植有近30盆，甚至还种了三棵1.6高的树，来吸附颗粒物。
和大多数市民一样，刘昌峰继续自己的生活轨迹。他甚至不热衷于PM2.5入国标的事。只是他开始骑车时只用鼻呼吸，阴霾天尽量躲在室内。
（南方周末记者袁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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