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会之病 教育行政化之痛？

　　学生会之病，教育行政化之痛？

　　本刊记者/仇广宇 实习生/李晓庆

　　“学代会开到一半，我们都已经被投票选出来当代表，正要进入下一轮投票，但我清楚地记得（团委）老师说了一句话，大意是，参加过某项志愿活动的同学很辛苦，功劳也很大。他的话是在暗示，请大家考虑，下一轮投他们一票。我当时有点蒙，因为自己没参加过那个‘志愿’活动。”

　　随心（化名）从高中就在学生会任职，本科和研究生学习阶段，分别在在山东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会担任干事、部长，“干龄”长达10年。她讲述的，是10年中一次作为代表参加“学代会”的经历。“我第一次在学生会里感觉到有不公平的存在。”

　　今年国庆期间，“学生会”一词，由于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伟的一篇炮轰博文，而成为新闻热点。在名为《学生会：大学最阴暗的一角》的博文里，陈伟痛陈学生会组织的“乌烟瘴气”：官僚气严重，成为官场的缩影；代表选举制度成为摆设；学生会成员成了特权阶层，瓜分同学的集体利益……作为大学校园中与学生最接近的教师，陈伟的观点引起无数学生和教师的共鸣，但也有号称学生会组织一员的学生声称自己身在的组织被他污蔑，要与他“PK”。学生会之病借助大学教师的呐喊，赤裸裸地摆在社会大众面前，所反映出的“教育行政化”症结，也许到了该解的时候。

　　乱象:“学生组织”被利益和争斗架空

　　学生会天然应该是什么样的组织？“学生会最初的职能应该包括：首先是代表学生维护学生的权益；如果学校有做得不太好的事情，学生会应该代表学生与学校进行沟通，监督和促进学校工作；第二是学生自我教育的活动。如：自己出钱办刊物、自己请人做讲座，丰富课余生活等等。”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育学者熊丙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网采访时如是说。

　　学生会“代表学生”。这样的初衷似乎已经被人遗忘。“去学生会可以加分，到了期末的时候算奖学金的话，可以多加点儿分，再就是为了入党找工作，可以认识院里面的领导，也可以在考试不及格的情况下找老师帮忙，保研的时候老师可以帮忙联系外校的导师，留校任教等。”这是北京工业大学一位从来没参加过学生会的崔同学对学生会的观感。

　　“学生去创建社团，参加社团，大家一起做事，是凭着兴趣；但我待过这么多学生会，看到的人都是本着各种各样的目的进来。都说“为学生服务”的目的，但是实际操作中很少有人真正当回事，精神上是松散的。”随心说。

　　“学生会干部会享有更多的资源。在各种升学、就业、评比之中会占有优势，这些都是资源和好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出现？因为学生会没有一种民主的制度，学生荣誉的评定都掌握在学校手里。”熊丙奇认为，如今的中国学生会早已背离了“学生会”的本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为学生服务”基本成了一句空话。

　　种种资源的不平衡让学生会主席的位置成了兵家必争之地。随心听说的一个例子是，有两位人选为校学生会主席职位争得不可开交，最后是团委“空降”一人才使事情得以解决。“真可笑，中国人的斗争智慧都用在这上了。”

　　“如果再选择一次，我在大学会进社团。学生会有内耗。” 看多了“内耗”，喜欢干实事的随心最多只做到“部长”。“不想竞争主席，太累了。”

　　症结：直指“大学行政化”

　　如今的学生会出现的诸多乱象，原因何在？无论是专家、教师还是大学学生，都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大学教育行政化”。“学生会隶属于团委，团委的上级是学校，学生会是所有机构的下级。对于学校存在的问题，学生会只能小修小补。”随心说。

　　“学生会问题的症结还是现代大学的高度行政化，高校没有获得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学校跟一级政府差不多；同时学校内部也有很严重的行政化问题。行政权主导了教育权，行政资源主导了教育资源。最后学生会也成为这样的一部分存在。”熊丙奇说。

　　随心所经历过的学生会组织里面，学生会向学校提意见的情况倒不少见，但是，她没有见过一次学生会代表学生反对团委、学校的意见和指令，更别说教委的意见了。“食堂、停车场、后勤出了问题，学生会权益部代表学生反映，倒可以加速解决问题。但学生对老师有意见，或者，假设说，想建立一个更成熟更科学的转专业机制，这种涉及改变制度的问题都不可能通过学生会实现。”

　　“许多学校号称自己对学生会的成员进行了选举，实际上很多时候都是老师鼓励的。这样“代表学生”的基本功能就被异化掉了。它实际上还会变成老师管理学生的一个工具、一种手段。”熊丙奇说。随心的一个经历恰好说明了这一点，一名同学在班级初选学生代表的投票中没有被选上，但一条神秘的转发短信告诉参会同学，老师希望这位同学能够入选。此时，没有人敢拒绝老师的提议。

　　“只有学生直选出来的代表才能代表学生自己的利益。这个大方向是对的。”熊丙奇认为，学生代表能代表学生利益，学生代表如果不是由学生心服口服的人担任，学生会就没无从行使自己应有的职能。

　　学生会依然是“最优选择”？

　　中国的学生会，在“教育行政化”的大背景下，有着种种弊病，但一个不可否认的现实是，学生会所影响的是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在许多学校里，优秀、能干的同学依然愿意加入学生会。多年“行政资源主导教育资源”的结果，使得需要表现机会和发展机会的年轻人往往涌向学生会这样的“旗舰式”组织。

　　尽管陈伟发出了“衷心地奉劝诸位朝气蓬勃的大学新生，要远离这样的组织”的倡议，在事实面前，他的呐喊还是有些无力。据中新网2011年9月15日的一篇报道显示，武汉一高校3600多名新生中，有1200多名新生报名竞选学生会干部，报名人数远远高于另外三个学生组织的人数。

　　张超曾任广西大学研究生会主席。他非常关心陈伟对学生会发表的言论，还认真地查看了他的博文。“我觉得他说，中国官场的不良习气是从学生会开始的，有些本末倒置。”

　　张超称自己理想主义者，但他仍然生存在学生会，并曾经管理过这个组织。“鲁迅式的赤裸裸解剖方式不合时宜，纯粹的批评往往让问题简单化。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

　　张超曾在学生会组织“去行政化”改革，他主持的学生会，一度取消了“官衔”，只有部门分工，副主席也发主席的聘书，副部长也发部长的聘书。“这些东西只是给用人单位看的。”他只把学生会分主席团和六部门，开会的时候很热闹，结果也给管理造成了混乱。“经过这件事我也在反思，是不是适当的等级制度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里还是必要的？”

　　随心在这10年间从未竞选过任何主席类的职务。尽管如此，她依然选择留在这样的学生组织中。随心觉得，如果她就这么走了，实际干事的人又少了一个。“我相信一批批和我有同样想法的人会成长起来，总会互相影响，最后就会影响整个制度。我内心不希望学生会是一个培养忍耐力的地方，它是学生自己的组织，希望它尽可能地净化。”她所选择的“净化”方式就是“我在这里，我做事情”。

　　熊丙奇认为，“教授治校”和“学生直选学生会代表”是解决学生会问题的最好手段。教授治校能让学生的天职回归学习，对学生的评定、对资源的分配也回到学术和学习的原点，解决了大学被行政束缚的问题；而“学生直接选举代表”则能保证学生会原本“为学生服务”的性质。让行政对教育放权，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也许可以期待，在大学行政化放松的条件下，以及这些有勇气，有热情的学生的参与之下，学生会终究能回归它“为学生服务”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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