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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康 恰同学少年

2011年11月11日14:3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 张蕾

  刘永康 恰同学少年

  他们曾是“抗日杀奸团”的成员。在这个至今未得到官方承认的地下抗日组织中,大多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学生。在炽烈的爱国热情鼓舞下,他们用嫩拙的爆炸和生疏的枪法来惩戒侵略者和汉奸。

  本刊记者 张蕾 发自天津

刘永康
刘永康

  当93岁的赵恩波老人和87岁的刘永康老人走上台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10月23日,崔永元“点亮我的中国心”——《我的抗战2》全国巡映走进天津,做客南开文化周末。

  播放的《锄奸》中,有大量天津“抗日杀奸团”的故事,刘永康和赵恩波是为数不多的在世的两位。赵恩波老人说,他当时在天津中日学校上学,在同学介绍下加入“抗日杀奸团”,一共执行过两次投放炸弹的任务。

  刘永康老人曾是南开的学生,“亲眼看到日本人的飞机在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高中这一带投炸弹,心情无法形容……作为一名南开学生,我要保护自己的学校,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保护自己的祖国。”

  随着两位耄耋老人的叙述,一段血染往事在学子们眼前浮现。崔永元说,“在来时的车上我就在想,今天会有多少人来看这部纪录片,毕竟这不是大片,而是一段民族的记忆。但是哪怕现场只有一个人,我们也会向他讲述这段记忆。”

  刘永康今年88岁了——应该是91岁——1940年被日本兵逮捕的时候,有人偷偷告诉他,如果未成年,判刑会轻,至少可以免死。他将年龄改成了17岁。最终获刑无期。

  那棵神圣的大树被炸了

  1936年,南开中学初二的刘永康在国文课上学到了都德的《最后一课》: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后,边境的阿尔萨斯小镇即将失去说母语的权利,“我”在懊悔中上了最后一堂法语课。法语教师韩麦尔先生脸色惨白,“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下‘法兰西万岁!’然后他呆在那儿,做了一个手势:‘放学了,——你们走吧。’”

  当时,中国的天津,跟法国阿尔萨斯小镇的情绪一样,课堂上一片呜咽之声。而中国已经在1931年日本于柳条湖炸掉一段铁轨后发起的战争中,挣扎了5年。1937年,刘永康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七七”事变爆发,7月底,平津沦陷。

  刘永康和同学王程琨两人共同喜欢一篇外国小说,讲的是两位朋友年幼时,约定20年后在一个公园里重聚,结果到了约定日期,一位已经成为江洋大盗,而另一位则正好是奉命逮捕他的警官。学着小说里的样子,二人约好,20年后,不论天涯海角,不管身在何处,也要到学校南楼操场上那棵大树下赴约。为郑重起见,他俩把名字刻在那棵大树上。

  那棵“心目中神圣的大树”,在天津沦陷、日军轰炸南开中学之时,倒下了。就在刘永康眼前消失,连同所有17岁少年的美好记忆和温暖家园。

  “我决心报这个仇,雪这个恨。不管以什么方式,参加什么组织。所以人家一介绍‘抗团’我就参加了。”

  “抗团”即“抗日杀奸团”,是国民党军统局下设发展的以学生为主体的地下抗日组织。但刘永康并没有详细过问这个组织的隶属,也没有认真打听过这个组织的背景和领导,在他看来,“只要是抗日就足够了,就足以说明一切,其他都是次要的。”

  在一间阴暗的小阁楼里,刘永康等4位新入“抗团”的成员宣誓,“掀开了人生中的新的篇章”。

  做自己的英雄

  刘永康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入团宣誓仪式那天,“神秘而庄严”。4个新参加的成员,面对墙壁上悬挂着的一幅长卷图画——上绣雄狮,抬着一只利爪踏在大而圆的地球上面——在监誓人的带领下,举起右手朗读誓词:“抗日杀奸,报仇雪恨,同心同德,克敌致果”,“我自愿参加抗日杀奸团,愿严格遵守团规纪律,违者愿受最严厉的惩处。”随后,用小针刺破左手中指,把血滴到半盅白酒里,一饮而尽。

  那一刹那,刘永康血脉贲张,恍如回到“东周列国战争年代,各路诸侯云集”,歃血为盟的豪侠义的氛围之中。

  可是说来倒有几分无奈的滑稽色彩。这些热血爱国青年,在紧张与渴望中等待着手刃汉奸、刺刀见红的大任降临,但条件所限,“实际上没有任何训练”。他们只是偶尔在天津利华大楼上,把绿豆装进气枪里练习射击。转战北京后,周日放假时,骑自行车去西山,算是锻炼身体,“偶尔一两次可以带着枪练习射击”。爆炸装置则是在化学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威力不大,意外频出。

  保密措施也不到位。按道理只能有上下级的纵向联系,不能有团员之间的横向联系,可在另一方面,“抗团”又号召成员们每周日到民园体育场锻炼身体,互相一照面,就全都明白了。实际上,真正瞒着的都是家里人。

  1939年8月,天津洪水成灾。一天中午,刘永康和另一位伙伴赵尔仁奉命划着小船去闯封锁线向外送信。他们的计划是,趁中午人们都在吃饭,日巡逻艇较为松懈的时间,选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冲过去。最后还是与日本鬼子的巡逻艇碰了个正着,“几个日本鬼子端着大枪站在船头,命令所有偷渡小船上的人都举起手来接受检查。”

  两个稚嫩的学生娃有点傻眼——身上可带着文件呢。刘永康先想出办法,冲赵尔仁眨眨眼,装成害怕的样子,脚下用力踹向船帮,把船踩翻了,两人掉进水里。刘永康假意在水里扑通,把信撕碎,“不顾臭水的恶心,就着把碎纸嚼烂吐在水里”,落汤鸡似的扒着船帮,向巡逻艇呼喊着半吊子的日本话:“太君,哇他库系哇卡苦塞因代司(我是学生)!”

  这个智送鸡毛信的故事并没有在日本人的嘲笑声中结束。刘永康和其他船上的“偷渡者”都被打了20军棍。他们一直坚持与日军周旋,终于在天黑后,逮着机会闯出渡口,口头传达了情报。

  杀死俞大纯

  在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刘永康,终于等来了成为英雄的时刻。

  “暗杀俞大纯我第一次做制裁任务的主攻手。”70多年后,刘永康依然清晰地记得很多事情,怎么宣誓,怎么杀敌。

  其实,这也是他惟一一次亲自开枪打死汉奸。

  1940年下半年,随着日本侵略的扩大,物资匮乏的弱点也暴露出来。他们开始在中国搜刮铜铁制品。

  “本来俞大纯只是一个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不够资格(被暗杀)”,但是他主管搜刮民间的铜器铁器,“抗团”曾写信警告他:“你知道这些铜铁收集上来是做什么用吗?是做子弹。做子弹干什么用?是打我们自己同胞!所以你应该禁止!”落款是“抗日杀奸团”。

  哪能禁止得了呢?“为压下这股邪气”,“抗团”决定制裁他。刘永康和叶于良两个人,事先侦察了几个月,确定俞大纯从家里到单位的整个行程,附近有哪些街道可以脱身,以及在俞的行程中,哪里有警察岗军事机关需要避开。

  执行任务的时间到了。早上8点10分,刘叶两人骑着自行车接近俞大纯乘坐的黄包车,刘“一面左手扶着车把,一面以右手从腰里掏出左轮手枪,打开保险,在距离目标十多米的样子,……扶好行进中的自行车的车把,一手瞄准这个汉奸的后心开了枪,一弹命中。紧跟着叶于良也赶了过来,又补上一枪。”刘叶二人迅速分道离开现场。

  第二天,刘永康照常去学校上课。课间休息时,他听到老师、同学在议论前一天的“凶杀案”。教数学的乔老师嗓门特别大:“够他们这些当官的呛的!”乔高谈阔论着:亲日文人周作人遇刺,《新民报》主编吴菊痴被暗杀,民政局长挨了枪子儿,教育总署署长死于枪下……

  “咱们教育局长……很郑重地嘱咐他的保镖们,今后出门,车的前后左右不准有不认识的人跟着,谁要跟着就拿起棍子抽谁……”乔老师的话引得大家哄笑。

  在“抗团”的活跃期,青年们干了几单漂亮活儿,狙杀平津两地著名汉奸数十人。

  1938年秋,刺杀伪天津市教育局长陶尚铭,理由是中小学教科书增加了很多毒化、奴化青少年的课文。陶最终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1938年12月,在天津丰泽园刺杀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理由是“天津商界在其苦苦逼迫下,逐步成了日寇侵略战争的提款机”。刺杀成功后,又在王葬礼那天,炸了仪殡队,致1人死亡、3人重伤。震动天津。

  1939年1月,刺杀亲日文人周作人。由于临战心理不稳定,加上枪法欠准,只打中钮扣,周“轻伤而逃,从此深居简出”。

  ……

  刘永康认为,“我们的目的:一个是警告汉奸,另一个是鼓舞人民,让他们知道前方在抗战,后方也在抗战,让他们不要失掉信心。”

  随着“抗团”活动影响力日增,日本人开始关注这支起初被他们轻视的队伍。待到日军集中力量对“抗团”进行围捕和剿杀之时,抗团活动陷入低潮。1940年8月,刘永康等人被捕,遭严刑拷打,后被判处无期徒刑。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3日,刘永康重获自由。

  骄傲变成苦难

  幸存下来颇为不易,逃脱牢狱的刘永康,在刚刚出狱那段日子里,为胜利喜悦不已,为自己对祖国尽的一份责任而感到骄傲。他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甚至自以为已经赢得了这个世界”。

  在这种自信的鼓舞下,他做了一件“荒唐事。”

  那时的天津,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各种团体都在以各种名义活动。地处西南城角的天津电车公司的工人们提出,公司是由比利时商人经营的,天津沦陷后,日本人强行接管,现在我们胜利了,应该由“我们自己国家接管”。他们集会请愿,还请来刘永康他们几个刚刚从日本监狱里出来的年轻人助阵。

  面对上千满怀希望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认为拿回路权“理所当然”的刘永康激昂地发表演说,肯定工人们的要求,斥责帝国主义的行径。在场的工人们得知,刘永康在抗战期间做过地下斗争,杀过汉奸,蹲过日本监狱,无不称赞,涌过来跟英雄握手。刘永康在欢腾中承诺:将代工人们向管理部门的“接收大员”交涉,尽早、尽快地让电车公司归祖国所有,让他们复工。

  刘永康他们在“天上飞过来的”国军接受大员面前,还只是没有太多阅历的普通学生。他们跑到社会局门口,警卫连正眼都没瞧他们一下。后来总算见到了接收大员,却“碰了一鼻子灰”。

  一番微言大义让刘永康等人“不得不灰溜溜退了出来”。面对电车公司的一张张热忱的脸,刘永康只能极力躲避。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刘永康“上街不敢路过电车公司附近,甚至连南开中学和西南角那一带都尽量避免靠近”。

  1949年初,当年的一位狱友将南下的船票送到了刘永康手中。正在南开大学拼命学习的他不满国民党的腐败谢绝了。不久,34万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解放天津。“没容我仔细观察这个变化,就被以历史反革命罪投入监狱了!”

  《天津日报》刊载的《南开大学破获国民党地下潜伏反动特务组织》提到,“中国青年学生联合救亡挺进会”匪首已被捕获……而这个“匪组织”,就是抗日杀奸团。由于它的军统背景,这个已随着抗日胜利自动解散的组织成了刘永康一生的催命符。

  “进了监狱,发现一群大名人。有戴笠的头号保镖贾金南,军统天津少将站长邢仁甫,刺杀吉鸿昌将军的唐山公安局长吕一民……把我和他们放一起,枪毙也很正常。”没多久,刘永康被转移到天津西头监狱,判刑7年。

  监狱出来,正好“反右”。“反右”之后不久,又是“文革”。“文革”结束,刘永康总算得到平反,但当年铁血锄奸的中学生,已年过半百了。

  提及半生牢狱的经历,刘永康非常平和,他更愿意将自己的经历与那些“抗团”中的牺牲者相比。他们有的牺牲于爆炸,有的牺牲于枪战,有的牺牲于狱中,更多的被秘密杀害,连遇难过程也无人知晓。

  “现在,我91了,已经到了末年,但我还有一个愿望:申诉。当时判我(历史反革命罪),为什么判我?原来说是因为抗日杀奸团是特务组织,但现在抗日杀奸团已经被认可了——当然现在还没有被正式认可——但在舆论上认可了,你还能算我什么罪吗?”

(责任编辑:徐秀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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