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北方
2001年的“9·11”事件，除去被赋予的其他若干历史意义，也是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坐标。在此之前，如前“美国全球领导地位项目”负责人罗伯特·卡恩后来透露的，“美国战略圈已经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我们都还记得，克林顿总统任内，美军（北约）1999年5月7日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小布什上任之初，对中国的敌意正浓，宣称武力保护台湾，2001年4月1日，中美南海撞机，两国关系骤然紧张。
5个多月后，基地组织袭击美国，美国随即将矛头调转中东，国际局势也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背景下，2002年的中共16大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延续这一判断，认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过去10年，中国埋头发展经济，“和平崛起”，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今天，是时候提出这两个问题了：中国的战略机遇期结束了吗？中国抓住了这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了吗？
“9·11”之后，美国在中东打了两场仗，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是两场都没真正打赢的战争，但美国已经决意从中抽身出来，将乱局留在了当地。枪口重又调转，美国高姿态重返亚太，直接地说，又瞄准了中国。2011年10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长文《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亮出立场：“未来的政治将决定于亚洲，而不是阿富汗或伊拉克。美国将置身于行动的中心……今后10 年美国外交方略的最重要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希拉里11月16日登上马尼拉湾的美国战舰，并称南海为“西菲律宾海”。
几乎同一时段，奥巴马的身影穿梭在APEC峰会和东亚峰会上。奥巴马继续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他对胡锦涛主席说，美国公众和商界正在对中国的政策失去耐心。11月16日，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宣布在澳永久性驻军计划。
东起日本、韩国，至台湾海峡，到东盟各国（尤其是对南海有主权野心的几个国家），再到美国在南亚的盟友印度，延伸至以阿富汗为根据地的西亚大陆，美国已经策动了一个针对中国的巨大包围圈。现实主义的战略学家们对美国共同的认识是，这是个时刻需要假想敌的国家。尤其是大选临近，美国更需要在国际上制造些事端，满足国内政治的需求。如果未来一段时间内，叙利亚局势和伊朗核问题尚在可控范围内，美国针对中国的动作会接连不断，区别只在动作的大小。现实地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开始阶段告一段落了。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中，中国对内对外都有巨大的成就。但稍加回顾，必须承认结果不足以让人乐观。就外交而言，这段时期内，中国在外交方面包括两个较大的动作：一是重返非洲，以2006年北京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为顶点的与非洲的互动。但随着阿拉伯一系列动荡，尤其是利比亚战争的打击，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被极大地削弱；二是与东盟国家在“10+3”框架下大力发展自由贸易区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但美国在APEC峰会上力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搅局，同时拉拢东盟各国，指向鲜明，中国与东盟这些年来苦心经营的合作有可能被瓦解。此外，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仅凭共同开发、反对外部势力介入等几个空洞的口号，已经难以应对。很明显，中国的国际空间正遭遇压缩。
国内的发展方面，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中国的GDP有近1/3是外资产生的，GDP增长的同时，是资源的损耗和财富的外流，中国的GDP是超越日本了，但比GNP（国民生产总值）的话，却远远低于日本。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结构的严重问题。我们早在金融危机之前已经呼吁调整结构，启动国内消费作为发展的支点（见本刊2007年第5期《中国消费时代何时到来》）。2008年的危机是一个千载难逢的调整机会，本可以化危为机，下决心摆脱出口依赖，刺激国内消费消化产能，走向健康发展的方向。但为了刺激经济投入的4万亿，带来的负面作用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从2006年的52.5%猛增到2010年的69.9%。经济结构从不合理走向更加不合理。可以预期，未来数年，宏观经济将被通货膨胀和产能过剩所困扰。
战略机遇期正面临重大变化。中国必须调整战略思维，应对外部和内部的变局。所幸，明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中国必须也终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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