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金秋十月，这个原本收获的季节，未能迎来高职招生的“大丰收”，与之对应的则是，高职院校大喊“饥渴”。
2011年，全国专科（高职）二批的录取最低控制线降到了历史低谷：文理科均为180分，较上年再降10分，平均每门课30多分就能入学，从专科（高职）批次，特别是专科（高职）二批的投档情况来看，不少院校生源不足，零投档也不鲜见。
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在用工市场，不乏高学历者，与之对应的高级技工荒由来已久。
近年来，高职院校打出最诱人的“招牌菜”是“高就业率”，但时下高就业率和入学率反向赛跑的境况日趋明显。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如何才能破解高职院校招生难题?
招生困扰
“我们到了一些中学里，就像贩小菜一样，要请高中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吃饭，感觉没有一点尊严。”长沙一所高职院校的招生办主任说，如果学校没有固定的生源，那么一些学校的资金运转就会断裂，特别是依赖学费生存的学校将面临倒闭，有些高职院校“拼死一搏”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傅天明 | 湖南报道
6月至9月是各大高职院校的招生黄金期，生源争夺战成为焦点。一所曾经名噪一时的老牌全国优秀师范学校也不得不进行一次全面改革。
“那一刻刺痛了我的心”
2011年6月17日，古城岳阳，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的毕业典礼在闷热的天气中进行。
奏国歌、致毕业献词、新党员宣誓,以及表彰优秀毕业生照例完成。
接下来是院长吴顺发讲话。
“又是四平八稳。”一名老师有些埋怨。
几分钟后，吴顺发放下稿子，突然提高声音，“以上是学生处给我准备的讲话稿。同学们，作为一个来民院已经工作了10个月零17天的院长，我想给大家讲讲我的心里话！”
台下变得安静。
“我送给大家四句话。”这名曾经做过政府官员、企业家的院长说道：勤劳，天道酬勤；不要怕吃亏；要智慧；要忠诚，忠诚---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对上司，对朋友，对父母都要有这种品质。
话毕，吴顺发离开座位，径直走向主席台边缘，面对着台下学生，突然跪倒在地。
一时间，师生齐刷刷地站起，纷纷议论“院长怎么下跪了？”
这时，吴顺发道出了心里话。
“前几天，我遇到一个外语系的学生，我对她说，(学校）图书馆8月份竣工，可以投入使用了。她淡淡地一笑说：没有什么关系了，已经要毕业了，用不上了。同学们，那一刻刺痛了我的心。”
吴顺发说：“因为你们和我女儿一般年纪，我女儿肯定比你们大，我可以做你们的父亲吧。如果我女儿在这样一所大学读书，我这个做父亲的会怎么想？”
他面带苦涩，“同学们，你们生活在21世纪的高校，却度过了一个既没有图书馆，也没有田径场的大学时代，我作为院长，是对不住大家的。今天我要向大家公开谢罪！”
会场上的师生流泪。
一个男生嘶哑地喊道：“吴院长对得住大家！”声音立即被掌声吞没了。
一名女生哭着喊：“我们爱民院！”
“那天的情形打动了我，我曾对学校失望，高职院校的前途无法看到，我多次想跳槽。”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经管系教师王永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感叹，“现在，我只想着能为学校多做点什么。”
“只有阵痛中重生”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前身为1952年创建的湖南省岳阳师范学校，上世纪80年代就被评为“中国中等师范学校名校”和“全国先进师范学校”，是首批全国20所小教大专实验师范之一。
2003年7月1日，学校升格成功,2004年，更名为湖南民族职业学院，设有6个系部、24个专业。
新校园于2007年8月实现了整体搬迁。
2010年，时任岳阳市统计局局长的吴顺发调往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刚到学校，吴顺发就发现面临的困境出乎意料。
“只有在阵痛中重生。”吴顺发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吴坦言，高职院校多年来积累的弊病已经在这所学院呈现。
该学校经管系一名教师告诉本刊，当时学校财务上只有数十万现金，欠债1.6亿元，而同在岳阳的另外两所职业学院均负债2亿~3亿元。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一名老师介绍，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学院门口的3栋楼房中，两栋房子停停建建用了6年时间，学校里没有田径场、图书馆。
刚一到任，吴顺发就多次被一些基建老板堵在办公室门口讨要工钱，几个院领导的办公室玻璃也被人打砸。
教学上，老师们积极性不高，课时费是他们在校主要收入。教授上一课时50元。一些老师的心思无法放在培养学生能力上，而是热衷于校外兼职。师资力量匮乏，人心不齐，“是现在一些高职院校面临的尴尬处境。”
招生“地毯式扫校”
“每年6月学生毕业，毕业典礼还没进行，学生就被用人单位订走了，这是一年中学校老师最开心的时候。”岳阳一所高职院校的招生负责人说，“每年七八月招生高峰就头疼，生源太紧张了，这两年愿意报高职的学生又逐渐减少，学校给每个老师都定了‘招生指标’，让人夜夜失眠。”
当学校举全校之力去解决生源问题时，他们发现自己学校已经“落伍”。
一些老师发现，招生期间，“很多高职院校的老师，就像小摊小贩一样，打着横幅，进驻各所中学。”
“一些高等院校老师到学校里面摆满桌子，成排列队，一部分老师针对学生逐个做工作，这算是正规的招生队伍。”一名老师告诉本刊，“不正规的，有的学校提前在3月份，就放几万块钱在一些高中班主任手上，到了6月份，就大规模地进驻学校，招到一个学生给1000块。”
每所学校都有紧迫感，每一个老师和干部都有指标，处级干部的招生指标至少是3人，科级和普通老师的指标是2人。
“我们到了一些中学里，就像贩小菜一样，要请高中班主任老师、任课老师吃饭，感觉没有一点尊严。”长沙一所高职院校的招生办主任说，如果学校没有固定的生源，那么一些学校的资金运转就会断裂，特别是依赖学费生存的学校将面临倒闭，许多高职院校“拼死一搏”。
派招生组老师采取“地毯式地扫校”，一所所高中去跑，分发招生宣传页，摆摊设点，设立众多的奖助学金吸引考生，一些高职院校的生源依然不见成效。
9月20日，湖南几所高职院校的招生办老师聚集在一起，讨论如何避免“买卖生源”。他们并不隐讳地向本刊记者介绍自己学校有着硬性招生指标任务，“这只能说明一点---高职院校生源问题已经非常严峻。”
试水“能力学士”
“与其抢夺生源，不如从学校本身找问题，不断改革，把学校建设好。”湖南民族职业学院经管系系主任姜宗福告诉本刊记者。
2011年，湖南民族职业学院2010年毕业离校的经管系的学生们重回母校，经过一系列考核重新领到两个特殊的证书---“本科能力毕业证书”和“本科能力学位证书”。
胜出者将成为国内首个由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自主颁授的“能力学士”。
“这是个严格残酷的选拔，”姜宗福说，从273名学生中选出前30名，根据要求，淘汰选手，最终剩下6名学生进入答辩环节。
“考核与调查主要是以老师们的暗中查访和学生所在单位的调查为主，综合这两方面的成绩，并与学生在校表现挂钩，提交评委会审议。”姜宗福介绍，“评委会”由7名评委组成，对于提交的资料进行详细的核查，然后一起进行考评。“而且我们的评委会采取的是一票否决制度，7位评委中有1人反对，就失去了获得能力证的资格。”
“留在最后的6名学生中，有一名女学生没能通过，”姜感到遗憾，“这名女生哭得很伤心，我也难过，但没有办法，定了规矩，她是被一票否决的，否决她的是从北京请来的企业高管，理由是她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太低。”
本刊记者了解到，追溯改革根源是：2010年，刚刚担任学院经管系主任的姜宗福就遭遇了“招生困局”。
“2008年因为升学高峰，系里招收了310多人，到了2009年，则招收了280多人，2010年招生人数不到100，可以说我们招生人数逐年下降。”在姜宗福看来，造成高职生源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本科学历比专科学历硬气，在招聘会上，手持本科学历的学生要比专科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这太不公平，”姜宗福告诉本刊记者，专科生最大的优势在于他们的技术，也就是动手能力，高职一般都是学一些技术性的东西，是比较专业的，而且都会进入企业实习，他们的实践能力往往要比本科生强得多。
“之所以如此严格，是为了保证能力学位的‘含金量’，确保获得能力学位证书的学生必须是全面发展的。”姜宗福说，“只有通过严格的评选，才能让这个证书获得社会的认可。”
该院经管系一名负责人介绍：“与本科生的教育模式相比，我们推行能力学士学位，是为了探索一种新的职业能力鉴定模式，淡化社会文凭意识。”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院长吴顺发坦言，学校最近的一系列改革，主要目的就是促进生源。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针对大部分学生厌倦“高等数学”科目，经过一番争论，最终取消了这一科目。
该校给出的理由是，不少学生读高职就是成绩差，让他们学高数，是为难他们，这只能导致学生们厌学，对学习失望，再说走入社会以后用不上。
随后的“改革”依然在进行，“旅游专业”学生的教室搬进星级酒店，营销专业学生的课堂被改成公司化运作的格子间。
另外，学校还鼓励系里的老师当老总，学生当CEO进行创业。
对此，该校经管系里还出资15万元，用作学生们的“创业启动资金”，“8个学生一组，组建学生自己的‘公司’，拿出自己的创业计划，然后交给老师审批，如果老师觉得有戏，他们就可以得到资金搞创业。”
据本刊了解，2011年，在校方改革后，该校吸引了6000万元融资。
2011年8月1日，该校的图书馆将正式交付使用，具有蒙古族风格的田径场已经初具规模。
学院正与海尔集团、北京邮电大学的3G培训等联合办学，踏入校企合作之路。
经过一系列改革，效果已经初步呈现，该校招生数据显示，2010年，学校共招生1206人，2011年的招生人数达到了225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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