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福岐：集会者多是城市中产阶级

集会的人很多手拿iphone

　　今年是1993年以来俄罗斯杜马的第六次选举。此前从没出现过今年这样的集会抗议，为什么今年会出现？我认为，除了选举中可能存在一些瑕疵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网络。

　　在俄罗斯，Facebook、推特以及他们国内类似中国校友录的社交网络非常普及。这次国家杜马选举，很多投票的人和观察员都不是空着手去的，他们带着iphone、数码相机、摄像机，对投票过程进行记录，并发到了网上。

　　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是一个“雅博卢”党的观察员，将自己在莫斯科市内一个投票站作观察员的情况非常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还拍了照片。他发现，这个投票站最后统计的结果与自己现场观察的结果出入较大，于是图文并茂地写了一个帖子发到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俄罗斯网民政治积极性空前高涨，是今年国家杜马选举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这也是前几年选举从来没有过的情况。

　　关于集会人数，官方与集会组织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官方给出的数字是两万人左右，而组织者称有十多万。数字为什么会有出入？我想这与数字的统计方法有很大的关系。集会都是经过批准的，警方为了安保，在现场设置了金属探测仪。官方的数据就来自警方的统计。对集会组织者来说，到场的都算。因此，肯定是有出入的。

　　有一个数字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就是俄罗斯几家通讯公司给出的数据。通过现场的基站，他们发现那个时段在现场的手机信号大约有3.5万个，这可能是比较客观的。

　　我觉得，集会的人数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关键是哪些人参加了集会。

　　我们这次去发现集会的很多人手里拿着iphone、ipad，从衣着看，绝对不会来自社会底层，他们应该都是城市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示威者只是不想被人涮

　　为什么中产阶级会集会抗议？这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俄罗斯独立20年来，经过90年代的休克疗法，以及后续的发展，相当一部分人已经完全适应了市场经济的环境，而且在这种环境中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了自己的生活。集会上街的主要就是这批人，尤其在莫斯科。

　　这批人在政治上表现出活跃，通过合法的途径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诉求，对俄罗斯的民主发展来讲，是一件积极的事情。

　　在苏联时期，一切都靠国家安排，人的积极性、创新精神非常低。那个时候，个人没有发挥积极性的地方，而且那种东西是不受鼓励的。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动脑筋，就有机会在市场环境中改善自己的生活，而且很多俄罗斯人已经做到了。

　　这批人现在活得很不错，出国度假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每逢假期，整个土耳其地中海沿岸的疗养地，基本上都是俄罗斯人。这很能说明问题。

　　他们在经济改善之后，在政治上也开始表达自己的立场。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为什么说，这次集会中社交网络起到很大的重要，因为这些人有智能手机、经常上网，这显然与他们的生活状况是密不可分的。

　　在12月10日的集会上，示威者提出了两个主要要求：一重新举行选举，二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下台。这是他们的政治诉求。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寻求政治变革，只是希望自己的政治立场得到体现，在选举中不被人“涮”了。

抗议不影响明年大选结果

　　俄罗斯有1.4亿人，登记的选民不约为1.08亿多。这次选举的投票率是60%多，也就是说至少有6千多万人参加了投票。而参加集会抗议的几万人是绝对的少数。

　　民主的真谛在于，少数人的声音也应该得到保护。不过，重新选举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存在一个法律认定的问题。指责杜马大选舞弊的人，必须要拿出证据证明存在大面积的违规行为才行，毕竟雅博卢那个观察员所在的投票站是个特例。

　　这几次集会，毫无疑问给明年的总统大选带来了负面影响，但不会影响大选的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普金作为总统候选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没有与他等量齐观的竞争对手。所以，他赢得下届总统大选的悬念不大。

　　事实上，我们在俄罗斯与普通百姓交流时发现，他们并没有把集会抗议看成一个严重的事情。国内媒体的报道多转自西方媒体，可能或多或少有些夸大。

　　目前，俄罗斯社会呈现出一种高度碎片化、原子化的特点，简单的说，就是不同阶层之间、同一阶层内部、人与人之间很难就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达成共识。这也是休克疗法后个人主义高度膨胀留下的后遗症。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发展，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是必然的逻辑。

　　所以近些年来，普金进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首先是要保证俄罗斯中期的政治稳定，6到12年，也就是两个总统任期。他们认识到，稳定是发展的先决条件。上世纪90年代那种政治上剧烈的对抗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搞经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