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王佳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节目主持人。五年前，她第一次戴上了委员证，为抢发言用手“砸”桌子的照片广为传播。五年来，她拿出了十多份关于北京交通问题的提案，每一个建议背后都有她的亲身体验。
第一年，“砸”桌子抢发言
“现在我就举手了！”王佳一哈哈大笑，摆出一个笔直的举手姿势。五年前，第一次当政协委员的她，有一张广为传播的照片右手握拳，正在为抢发言机会“砸”桌子。
"砸’桌子其实还有个原因，当时前面那个委员说得太精彩了，我忍不住要共鸣一下，就像网上发帖常说的：我顶！”现在的王佳一“老练”了不少，但眉飞色舞的那股兴奋劲儿依旧，说起当年第一次提案就解决了问题，那份成就感还在脸上。
“2008年第一次上政协会，我的一份提案是说宣武门附近的一个街道，有棵古树被保护起来了。那棵树就在路中间，但当时的‘保护’就是几块砖头砌了一下。这对于夜里行车的司机来说，就是灾难啊！不小心没看见，就直接撞在砖头上了。”身为北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王佳一是对生活中的交通问题特别敏感。于是，她建议在这棵古树周围做一些交通防护措施，加上反光标识。提案上交后不久，古树周围果然加上了反光标识和隔离物。政府部门的反应速度和政协委员的影响力，让第一次当委员的王佳一感到喜出望外。
她的劲头就更大了。有一次为了让修改单双号限行时间的提案更有分量，她专门趁大家吃饭的时候，请其他委员们签字附议。这份饿着肚子拿出的提案，附议率极高，并得到了采纳。
这五年，每一份提案都是亲身体验
五年来，王佳一最终形成提案的建议有十多份，大部分都事关北京的交通，而每一份提案中的问题都有她的亲身体验，比如关于增加五环路出入口的提案。
这份提案源自王佳一的一次迷路。有一次，去北苑采访的王佳一想顺便上五环看看，绕来绕去好不容易看到一条高速公路，她赶紧开上去。“结果，是京承出京！那时候京承还没开通呢，可能就离北京最近的两个口开了。”王佳一边乐边说。
回去之后，她在节目里讲了自己的遭遇，跟听众们互动：“像我这样走错的人多吗？”大家给她的回复是：“每天都有几十个！”于是，王佳一绕着五环开了一圈，弄明白了整个五环每个出入口对应哪个桥区，怎么上去，怎么下来。“当时桥区功能还不健全，有的只能上，有的只能下，有的能掉头，有的不能掉头。”王佳一回忆说，亲身体验成了她这份提案详实的一手材料。
“五环当年是按高速公路的设计修的，所以出入口特别少。其实，城市道路规划比城市发展速度慢是世界通病，墨尔本有座大桥，从使用第一天开始就加固维修，它没有预料到车流量会那么大。现在五环不限行，利用率特别高，人堵在上面下不去，就像进到管道里了。”王佳一说。
这五年，走到哪儿都惦记着建议和提案
在王佳一看来，城市交通就像血管，是一个精细的大工程，无法一蹴而就，“但凡哪个部分出任何一点小问题，都会对区域交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她会关注北京交通中的许多切实的小细节，比如某些自行车道的照明不够亮，某个快速公交道的信号灯设计不够合理……她希望通过对这些“毛细血管”的改善，让北京的交通逐渐顺畅起来。
所以每到一地她都格外关注当地的交通设施和管理。
去杭州讲课，她发现当地的社保卡还能乘公交、打出租、租自行车，停车缴费，刷卡还打八折！王佳一就琢磨着这法子对北京的交通有什么好处：“这个既有利于推广公共自行车，还能实现我提了两年的公交、地铁在高峰和非高峰时段票额差别化问题，对市民的交通补贴就可以打在实名的社保卡里，让他们自己去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
去洛杉矶出差，她看见当地载客两人以上的车可以走“共享车道”，思绪立马跳回北京，把让班车、校车和出租车分享公交车道写进了这两年的提案。“现在，我们的出租车没有太多超越于普通社会车辆的权利，但实际上，它是公共交通的一员，是不是也可以让它享受点儿公共交通的甜头？尤其是环路上，公交车往往占用不了一条公交车道，利用率低。这个时候如果出租车能走公交车道了，你打车不？那打车的人肯定比现在多！”
王佳一的主意很多，总是想把最好的交通管理经验都借鉴到北京；可这些让她自己兴奋的主意未必都能成为现实。不过，这一点也没打击她的积极性。
“很多问题看上去可能没有立竿见影地去解决，但实际上他们是在默默做着的。”王佳一说：“有一次我就接到政府部门的电话，说万丰路南延，就是从万寿路往南那条通道，一直奔南五环往外，要给修通了，在那儿增加一个出入口。其实，这也是对提案的一种回应，虽然不是那种马上出一个全面的规划，但是他们记着这事呢! ”
这五年，参与了太多有意义的事
本届政协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年，王佳一说，如果能继续留任，她觉得自己会更有热情；因为“这几年，在政协参与了太多有意义的事，我也成长了很多。”
2008年奥运会开幕之前，市政府组织政协委员去体验运动员村。王佳一参加了一个模拟活动，“我模拟一个躺在地上晕倒的病人，大夏天，地面温度有40摄氏度，幸好有人帮忙找了两个硬纸壳垫在我身体下面。急救车来的时候我已经躺了15分钟，把我往车上装的时候也不太顺利，又耽误了一分钟。但后来从接到我的地点，开到急救中心只用了1分钟。一试验，就反映出来需要提高的地方了。”
后来奥运会正式开幕，王佳一了解到五棵松曾经有运动员需要急救，三分钟就送到了医院。“虽然我不敢说我们的试验有多大的影响，但我想肯定会有一点小小的联系。因为我们发现了问题，一定就会督促很多工作人员去努力解决。”
王佳一觉得，其中唯一的遗憾就是许多活动里都没留下什么照片，“做事情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这个，要是能留下一些照片，回忆起来会特别有意思。”
本报记者 张棻 胡铁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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