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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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繁盛的大东方画村如今显得冷清寂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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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工作室已是人去楼空 |
晚报记者 李一能 报道 本版现场图片 摄影 王浩然
2011年的最后一个周末，潮湿阴冷。望着灰蒙蒙的天空，画家石咏打了个寒颤，锁上工作室的门，到画村里四处逛逛。路上只有他一个人，画室大多已搬空了，放眼望去满街都是紧锁的铁门和转租的广告。作为最后一批留守画家，石咏明白，自己也呆不了多久了。
在正式开张三年后，曾号称“亚洲最大艺术家聚集地”的浦东新场大东方当代艺术中心面临曲终人散，从顶峰时全国二三百名艺术家汇聚一堂，到如今只剩二三十人等待今年8月31日的最终搬迁。曾经让人眼前一亮的“大东方画村模式”为何消亡？记者对多位画家、业内人士、开发商以及政府部门进行采访后发现，很难将画村消失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任何一方，但换而言之，所有人都应对此负责。画村的命运就如同当代艺术家集体命运的投影，夹在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曲折前行，最终难逃再度漂泊的命运。 “企业只能成为艺术的救生艇，但不可能是远洋轮。 ”一位业内人士直言问题的根结所在，经济机构主导下的艺术集群发展模式，其得失值得人们反思。
【新闻背景】
楼市繁荣造就“画村”
千年古镇新场，道路两侧新建的高楼令人眩目。新城区主干道上，巨大的门廊上写着“新场”，而上面曾经还竖着“大东方”三字标牌，这是一个即将消失画村的名字。
穿过门廊不远，一排漂亮的二层小楼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大东方当代艺术中心所在的社区，曾经被人称为“亚洲最大艺术家聚集地”。进入社区，可能因为即将过年，整个社区空空荡荡，除了清洁工外几乎看不到人。在知情者的指点下，记者找到了社区中心的艺术街，画村的核心区域，一条狭长的主干道，曾经坐落着上百家艺术工作室，如今却门可罗雀，放眼望去大多都已关闭，门口贴着“转租”的字条。
走进一家大门半开半闭的工作室，一位画家放下手中的画笔向记者问好。他叫石咏，上海画家，如今大多数时间都在闭门创作，记者是他多日来为数不多的访客。 “您来晚了，工作室都搬走了，没剩几家了。 ”石咏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批入住画村，也是将最后一批离开的艺术家，再过半年多，所有的艺术家都要从这里搬离，大东方当代艺术中心即将成为历史。
2007年，大批新建小区在上海郊区出现，新场也不例外，大东方画村所在的社区也是楼市火爆的产物。但社区建成后销售一度遇冷，为了拉动人气，开发商决定建立一个艺术村，在全国范围内吸引以画家为主的艺术家，将一批小区商铺住宅免费提供给他们。短短几个月，大量艺术家赶来入住，最高峰时有两三百名艺术家，这一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罕见，因此在当时被称作“亚洲最大艺术园村”。
2008年到2009年是画村的黄金时期，石咏也是当年入住画村的首批艺术家之一。在“大东方画村”被称为艺术家“世外桃源”的年代，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汇聚一堂，形成一种非常好的艺术氛围，灵感在思想的交流中闪现。对于像石咏这样的画家而言，画村存在的最大意义是给他们一个能够安心作画的地方，这点非常重要。
免租期到了自找出路
在艺术家与开发商的合作之初，开发商获得了拉动人气和宣传楼盘的契机；画家们得到了免费的栖身之所，能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安心创作。只可惜“蜜月期”是短暂的，如今一些不愿搬走的画家已经成为了开发商的心头病。即便是在画村鼎盛的时期，不少人早已发现了繁荣背后的隐忧。
在石咏眼中，当年的人气旺盛仅仅是“虚假的繁荣”的表象。 “画村的发展缺乏长远规划，在讨论中不断摇摆，最终也未能形成共识。最重要的是，房子后来都卖掉了，画村又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经济效益，所以很难给开发商维持下去的理由。 ”
石咏告诉记者，按照开发商的原有想法，在两到三年的协议期内，艺术家们可以凭借这一平台发展事业，等他们富起来了，画村搞火了，两年后就可以逐步取消免费午餐，按照市场规律办事。 “听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可惜有一点没有搞清楚，搞艺术园村不像造房子卖楼，投资下去立竿见影马上赚钱，如果把大东方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在艺术家在短期内全都能卖画赚大钱上，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
开发商想把画村搞好，可惜没有经验和能力，只能请艺术家们“自我管理”。大东方艺术中心成立了业管会，协调画村运作，探索未来发展方向。可由于业管会领导层本身的局限性，很难做到完全公允，画村的发展规范的制定也历经波折。在不断的争论中，大东方失去了最宝贵的时机。
从2010年开始，随着社区内住宅商铺被卖掉，协议中3年免费租房的期限逐渐临近，艺术家渐渐离开画村，目前留下的艺术家只有顶峰时的十分之一左右。 “造成这种局面不能怪开发商，他们不是慈善家。 ”石咏说，如果画家村不能直接盈利就无法维持下去，但艺术集群恰恰是投入高、直接产出低、见效慢的项目。
“想想非常可惜，如果大东方画村能够发展下去，前途将无可限量，其产生的隐形经济效益远比卖掉几栋楼要高得多，但企业的确没有责任推动艺术的发展。 ”石咏说，留下的艺术家们正在找出路，同时也在反思一个问题，大东方画村的消亡是否可以避免？
【各方声音】
开发商：钱不可能永远烧下去
“今年8月31日之前，艺术家必须全部搬走，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开发商上海意得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吴女士（化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免费午餐”协议上签订的是两年，现在已延长到三年，目前小区一期所有的商铺和住宅已经卖掉，今年8月31日必须全部交房。艺术家的走和留，已经不是开发商所能决定的了。
“建立画村就是为了打广告，这点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开始双方合作的确很愉快。 ”吴女士直言不讳，商家为了盈利而采取营销手段无可厚非，而且也为艺术园区做了很多事，三年来投入资金达上千万元。如今完全让开发商承担画村衰落的结局有失公允，开发商提供平台让艺术家能够有发展的机会，但三年来大多数艺术家依然一穷二白，一些穷到连吃饭都成问题。
在余下的艺术家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吴女士表示开发商也非常为难。让他们留下，房子已不是开发商的了；赶他们走，开发商也不想当恶人。 “现在有些艺术家对我们不太理解，不愿意搬走，觉得自己被利用了，我们也不想这样，但钱不可能永远烧下去。 ”
为了寻找一个折中的方案，吴女士先后联系了新场古镇及一些有闲置房的村舍，但现在两头不讨好，没人愿意免费接纳这些画家，而画家们的反应也不是很积极。 “希望有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就算分手，也好聚好散。 ”
镇政府：想留住画家，如何留
“画家村的出现对推动新场镇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件好事，但毕竟这是企业行为，基层政府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 ”新场镇政府党群办副主任杨杰说，面对大东方如今的困境，政府也希望留住这批画家，然而该如何留，依旧是个需要探索的问题。
杨杰告诉记者，大东方画家村是企业和社会需求自发形成的产物，政府在此过程中并没有过多参与。不可否认大批艺术家入驻新场犹如一个从天而降的意外礼物，但面对这份礼物，政府部门非常为难，原因不外乎三点：没钱、没经验、没抓手。
“管得太多不行，不管也不行，想扶持没有资金，想介入没有抓手，最重要的是基层政府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而画家村所遇到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基层政府所能解决的层面。 ”杨杰说，镇政府早已发现了画家村存在的种种隐忧，曾与区画协联系希望有人来接管，但没有成功。文化产业管理抓手一向不在基层政府，而画村又是在企业投资下建立的，政府自然不能过多干预，于是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艺术家以帮助。
画村的社区中心变成了超市，镇政府于是将镇文化中心免费提供给画家们办展；画作销量不佳，镇政府主动邀请艺术家们参与桃花节，希望借旅游业改善他们的生活；艺术家面临无处可去，镇政府正在探索如何把当代艺术融入古镇开发，给他们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但杨杰同时表示，基层政府很缺经验，因为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希望各界出谋划策。
业内人士：企业经营艺术不长久
新兴的文化艺术集群不断涌现，如何才能避免后来者重蹈覆辙？上海多伦艺库、中欧艺术家协会上海联络处负责人汤晓东告诉记者，经济机构主导的艺术集群没有出路，扶植艺术发展的力量必须具有公益性。
“企业可以是艺术的救生艇，但无法变成远洋轮，问题就出在这里。 ”汤晓东告诉记者，大东方画村的终结，其根本原因是维持画村源动力与企业的根本利益相违背，导致了企业主导经营艺术集群的模式注定不能长久。企业的职责是短时间内追逐利益最大化，而艺术发展则需要一片远离利益色彩的净土，不能急功近利，否则只能有两个结果：要么一拍两散，要么艺术功利化、权贵化。
“在中国，担当起这个重担的只能是政府部门。 ”汤晓东表示，只有政府有能力能为艺术集群赋予公益属性，解决艺术家的生存问题，规范艺术品市场的秩序，让行业回归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让艺术蓬勃发展。
汤晓东说，艺术家工作的特殊性让他们中的大部分生活窘迫。政府应当在制定政策中考虑他们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让优秀的艺术家能够安心创作；同时规范市场，建立合理定价体系，打击虚抬、炒作艺术品价格的乱象，也是政府部门当仁不让的职责。
对艺术家自身而言，最重要的是调整心态。在2009年前艺术品市场的虚假繁荣时期，一些艺术家被经济利益蒙住双眼，盲目迎合市场量产劣质作品，导致“伪艺术”横行。如今泡沫破裂，市场正在盘整，规则逐渐完善，艺术家们须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变化，反思过去的浮夸。 “如果日子过不下去，与其怨天尤人，不如积极面对，先找份工作养活自己再说，业余搞艺术也未尝不可。 ”汤晓东说，艺术最本源的价值就是自我提升和分享，背负了太多反而走不远，有时艺术家必须放下一些东西。
【新闻人物】
典型画家素描像手持油画笔，心忧火车票
1980年出生的林莫又，来自福建漳州，他的工作室中堆满了自己的画作，凌乱且异常寒冷。因为没有空调，林莫又穿着冬衣作画，他笑称画画省电，创作的时候不怕冷。在这位年轻画家的理解中，大东方画村的命运就如同基层艺术家命运的投影，在理想和现实中徘徊，在坚持和妥协中取舍，却难以逃脱漂泊的宿命。
2008年，林莫又从厦门大学毕业，去过广州、北京的画村。他喜欢大东方画村初期的状态，轰轰烈烈、欣欣向荣。 “画画的、写诗的、行为艺术的……各种艺术家聚在一起，不需要太多的语言，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在精神层面的交流中激发灵感，这种感觉非常棒。 ”在这种气氛的感召下，2010年林莫又退掉了北京宋庄画家村租的房子，来到大东方画家村，却感觉不对了，此时的大东方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这里房租全免，只要每年交两幅画，但是我倒希望他们多少收点钱。 ”林莫又说，“免费的午餐”让人感觉被施舍，而且还要担心“免费午餐”能持续多久，开发商不是慈善家，谁都知道亏本买卖不能做。
在画村的诸多画家中，林莫又不算有钱也不算潦倒，他平时会画些小作品出售维持生计，销量也不错，不算发大财起码衣食无缺。但他精心创作的画作，却一幅也舍不得卖，他觉得一是这些作品还没到可以卖的程度，二是他希望借此保留自己绘画历程的脉络。林莫又说，画家不该把卖画这件事看得太重，功利心会影响创作的心绪，但在生存问题面前，这的确很难平衡。
入驻大东方两年，林莫又自感收获良多，最重要的是认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林莫又邀请记者参加当晚的画家聚餐，这是大东方的画家们今年最后一顿“年夜饭”，很快他们就将各自启程回家，一些人可能就不会回来。在前往就餐地点的途中，一路冷冷清清，林莫又说前几年的这个时候，每走几步路就会听见屋子中传来艺术家弹琴唱歌、喝酒的声音，如今已成过眼云烟，社区艺术中心也改造成了超市。
在饭桌上，艺术家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春运买火车票，大都没买到，只能把各自买票的遭遇当成笑料分享。林莫又也没买到票，半开玩笑地动员大家组团去通宵排队，结果遭到了一阵哄笑，有人揶揄说是不是还要顺便摆个摊卖点画赚回路费，林莫又哈哈一笑：“有什么不可以？艺术家也不就这么回事么，在哪儿不是画啊？ ”
成功对接商业的画家学会妥协是人生大智慧
采访中，一位画家告诉记者，虽然曲终人散，但大东方画村三年来的成就不容抹杀，并非所有的艺术家都在生存线上挣扎，许多人都获得了艺术和生活的双丰收，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国内外屡得大奖。在众多成功者中，1984年出生的刘玉强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年长的同行称为画村里 “最踏实的孩子”，现在每年从一家国际体育用品巨头那儿接到数十万元的订单，经营着包括数家加工厂在内的产业。
刘玉强毕业于西安美院，学习雕塑，绘画上也很有天赋，留校当了一年老师后于2008年来到大东方画村。他始终忘不了来大东方第一天写的日记：“我今天到大东方画村了，什么都没有，3年后一定要变一番模样！ ”刘玉强笑称现在也算对得起这篇日记，从一天只吃两个馒头，到现在生活早已翻天覆地，他始终没有忘记那些最艰苦的日子和最初的梦想。
在最穷的日子，刘玉强的兜里连一分钱也拿不出，也不好意思问人借钱。一天他在路上捡了5毛钱买了两个馒头准备吃一天，结果正吃着第二个馒头，突然来人买走了一大批画，啃着馒头在床上望着一大堆钱，刘玉强不知所措。“我们这行就这样，前一天啃馒头，后一天开跑车的人大有人在，我觉得这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关键取决于人的内心。”刘玉强觉得，艺术家不该为追求利益而去创作，但也不用守着苦日子谈什么纯粹。真诚地生活，真诚地创作，将作品展现给世界，这是艺术家应该有的心态。
因为作品获得了市场的认可，加上为人聪明勤奋，刘玉强的事业近几年蒸蒸日上，有人开始喊他刘老板，他知道这个称谓不乏讽刺，言下之意是说他为了赚钱背叛了艺术。“空谈理想谁都会，吃饱饭赚了钱才能画画，否则画布颜料都买不起，还谈什么理想？”刘玉强非常不喜欢有人称他是商人，他觉得自己依然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只是在生活面前学会了妥协，有时候妥协比坚持更需要勇气。
又一批货送到工作室，刘玉强必须去忙了，为了赶订单他昨天一晚没有睡。 “我还在学习如何在生意和创作中取舍，我觉得总有平衡的一天。”刘玉强说，生意肯定对他的创作有影响，但这并不妨碍他的画前不久前在韩国被画廊全收。对他而言，艺术是一种生活状态，相比形式，内心的纯粹更为重要，大隐隐于市，这才是人生的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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