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月22日电（记者周方）临近春节，河南省偃师市大口乡肖村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大年”，其中少数几家却显得冷冷清清。原来，几位年底才公选上任的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成员这些天一直在开会，筹划开春后要办的几件“大事”：召集村民大会制订新的“村规民约”、关闭采石场、建立专业合作社。
“我们需要制订新的《村规民约》来强化村民自治，促进基层民主，为建设一个文明、富裕、民主的新肖村做准备。”村委会负责招商的委员李天仁说，村委会首先计划关闭山上的采石场。“采石场非法越界开采，把半座山都给挖了，夏季很可能引发山洪。那样不仅危及山下的基本农田，肖村和邻近几个村子很可能都要遭殃。”他说，村委会将向各级环保部门反映此事。
关闭采石场的同时，村委会还计划引进投资、建设苗圃和麦种基地、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新村委们发誓要“保护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
李天仁属于“能人”。靠着木匠手艺和商业头脑，他长期在北京打工、做生意、揽工程，收入颇丰。在外人看来，李天仁似乎早已“乐不思蜀”了，谁知他却在一个多月前返乡参加了2011年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成功当选新一届村委会委员。他说：“我不能只顾自己在外面赚钱，应该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近日，李天仁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数次进京，为家乡寻找投资者和合作伙伴。
像李天仁一样，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巨大进步、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家乡发展的需要，近年来，许多地方的农民开始改变长期在外地打工的做法，大规模返乡，投身家乡建设。这些见多识广、掌握各种技能、拥有一定人脉资源的返乡农民给中国农村带来一种新气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中国农民的形象。
与此相呼应的是，各地政府纷纷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帮助当地村民开发致富途径，吸收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像北京、上海、成都这样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大城市近年来都在积极发展都市型农业，将种植经济林、发展果园和蔬菜大棚与旅游观光相结合，大力发展观光农业，鼓励农民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参与旅游业，生产制作旅游纪念品、手工艺品，发展餐饮业、娱乐业和相关服务业。
为指导都市农民发展新型观光农业，北京市有关部门去年初创办了《美丽乡村》杂志，并建立一个同名网站，北京电视台还开办了同名栏目。如今，《美丽乡村》系列媒体已经培养了大批忠实的农民读者和观众，吸引了许多市民前往京郊乡村参观旅游，亲身体验“美丽乡村”。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土中刨食，一身“土”气；今天的中国农民形象却日益多元化。新一代中国农民许多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新一代农民不忘家乡话，也会讲普通话，喜欢通过各种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了解外部世界、学习生活和生产知识，善于跟外人打交道。事实上，现在单单从衣着和谈吐等外表上看，中国人的城乡差距正在不断缩小。
家住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朱镇逢人就说：“我就是个农民”。朱镇目前种着3000亩庄稼，收获粮食后四处奔走、寻找买主。但是，这位相貌憨厚、性格耿直的“老农”退休前是市委党校的哲学教授，讲起课来口若悬河。十多年前，这位“北大荒”的老知青、前农场场长难忘久违的黑土地，带领十多位“老战友”创办了“黑土地”农场，做起了“农场主”。
近年来，海内外市场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农林牧渔吸引了大批投资商进入。这些投资“大鳄”资金雄厚且善于“大兵团作战”，他们的加盟和“搅局”使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反哺”农业的良好局面，不仅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增添了新的生力军，也进一步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形象。
在过去30多年里，高速的城市扩张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些村民因失地农民、丧失了基本生活来源而陷入困境，也有一些昔日农民却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变身市民，极少数人因为发了“横财”而沉沦、堕落，但更多的人在重新寻找自己人生的坐标，适应新生活。
曹大佛来自京郊农村，多年前，他家失去了土地，却“收获”了房产。恰逢房地产大发展，曹家的房产一直在不断地增值。如今，这位在市中心办公、居住的亿万富翁过着一种“另类”生活。他没有豪车代步，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参加娱乐和应酬活动。除了偶尔出国旅行之外，曹大佛一直在默默地义务帮助“留守儿童”。
“留守儿童”是指那些父母在外地打工的农村孩子，许多“留守儿童”常年跟着祖父母，生活十分艰难。20多年来，曹大佛像兄长一样，给数千名“留守儿童”写信、寄钱寄物，或通过电话交谈帮助他们解决心理问题，教导他们要好好读书，让父母安心工作。
曹大佛说，他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是农村人，小时候家里很穷，吃过许多苦。现在我有了钱，有能力帮助这些远离父母的农村孩子，使他们获得一点儿温暖。虽然我自己不种地了，但我仍然可以帮助农民，也算是我对社会的回报。”
作者：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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