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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京城人民生活了半个世纪的“五好家庭”更名为“和谐家庭”，由此衍生出的“和谐家庭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家有藏书量300册以上”、“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等标准被质疑为“富人标准”。市妇联日前回应表示，和谐家庭的指标今年将进行修订和完善，欢迎市民建言献策。
市妇联副主席、新闻发言人周志军表示，“和谐家庭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由北京市妇联和市社科院于2007年制订，“是一个学术成果，也是一个参考和指导指标，但不是硬指标。”和谐家庭的创建指标一直与时俱进，去年的标准是：遵纪守法、遵守公德；家庭和睦、邻里团结；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勤俭持家、节能环保；热爱科学、热心公益。
周志军表示，到目前为止，“和谐家庭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还只是个试行版，今年将进行修改完善，让其更具有时代性，届时将向全体市民征求意见，同时在网络、报纸上开展和谐家庭指标大讨论，发动全社会的力量，争取制订出一个具有时代特色的“和谐家庭指南读本”或者是引领性的评价标准。
权威澄清
创建条件无关乎“贫富问题”
针对媒体质疑的“经常上网、家有藏书量300册以上”、“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等创建指标是“富人标准”，“穷人被剥夺了和谐的权利”等说法，市妇联副主席、新闻发言人周志军表示“不能认同”。
据她介绍，早在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启动了“百万家庭上网工程”。2007年制订的和谐家庭创建指标中提出“经常上网”主要是倡导“学习型家庭”，鼓励大家上网学知识,这一指标在当时是有积极效果的。目前，北京市有1961万人口，网民却高达1200余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指标的设定与家庭贫富无关。”
就“家有藏书量300册以上”的指标设计问题，周志军表示，从1997年开始，市妇联开展的“家庭藏书读书状元户”、“家庭藏书读书明星户”评选活动，至2005年，“状元户”与“明星户”的标准分别是3000册和5000册这些家庭都是普通百姓，没有一个明星大款。
2007年，专家们在走访海淀、通州、密云等区县后最终确定了300册的标准。“为什么是300册而不是290册，或者是310册？如果网民们想质疑这个指标，无论藏书量设定的数字是多少都会引起大家的质疑。也有媒体提出，钱钟书家里藏书不过百册，但并不影响他是文学大家。我们认为这终究是个个案，没有普遍意义。但是鼓励家庭读书藏书,是和谐家庭的引领性标准。”
关于“经常有旅游、聚餐、购物”指标，周志军解释说，“经常”本身就是个虚词，通过逛公园、购物、做饭等集体活动，让家庭成员之间多一些直接接触和交流沟通，而不是打个电话就算了，目的就是为了让日渐松散的家庭关系紧密一些。“有微博就表示，‘回家后就是上网看电视，从来不出去旅游，看来，我们家算不上和谐家庭。’这么看，和谐家庭的指标对网民是有一定触动作用的。”周志军如是说。
和谐家庭是“创建”不是“评选”
针对媒体广泛使用的“评选”二字，周志军澄清说，“和谐家庭”是“创建”而非“评选”。目前，北京市已开展3届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共有900个家庭获得“和谐家庭”称号。
记者获悉，首都和谐家庭的名额为“分配制”，以最近一届为例，东、西城区各13个名额，密云、延庆各9个名额。名额确定后由各个社区、街道、区县层层自荐推举，再经由“首都和谐家庭创建活动协调小组”评定后最终产生。
记者获悉，在创建过程中，除拥有27条内容的“参考指标”和5条“硬指标”外，各区县还根据地域特色和经济发展水平，制订自己的“和谐家庭”创建指标。有些区县的指标甚至超过了被媒体诟病的“27条”。
获得“和谐家庭”称号的家庭会得到奖状和一块金色的金属小牌子，没有任何奖金。
现场探访
胡同“董事长”：和谐不是用条框套出来的
在鼓楼西大街棠花胡同，没有人不认识“董姐”，也有人称她是棠花胡同的“董事长”。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起老北京的爱管闲事来，儿子高翔说：“我们家就有一‘马大姐’，我妈！”
2011年，董春红一家当选“首都和谐家庭标兵”。后海社区1000多户居民就推举出这么一家人来。这一家四口人，三口都是在册的志愿者。多次为邻居无儿无女的老人送终，获得了“孝星”称号；连续20多年清理大杂院的下水道；每月花200元钱买猫粮，全地区的流浪猫都到他们家吃“自助餐”；鼓励儿子当村官，管儿媳妇叫“闺女”这就是董春红一家的日子。
说起有人质疑“和谐家庭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为“富人指标”，董春红哈哈大笑：“您瞧我们家这破屋烂院的，上哪儿找富人呀？”57岁的董春红从环卫系统退休，当时的退休金只有600元，2003年儿子上大学，“财政”吃紧，她赶紧找了个给医院看门的活儿救急。因为日子过得太“抠门”，2010年董家荣获“西城区节能减排家庭示范户”称号。
33年前，新婚不到一年的董春红煤气中毒，昏迷了一天一夜才醒过来，邻居们跑前跑后地嘘寒问暖；生儿子坐月子时，邻居们恨不得把整个小铺的蛋糕、水果都搬到她家，“吃不了，你再退给商店。这是我们大伙的一片心。”街坊和谐是一宝这是老北京人崇尚的生活准则，董春红打小儿就懂。所以，棠花胡同没有她不管的闲事。
对于网民质疑"和谐家庭指标’管得太宽”，董春红坦言，制订各种条条框框“是人家的工作”，但是作为一名北京市民，她坚信一点：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做好事是不受任何条条框框限制的。“要说，一间屋子半间炕，我们家还真摆不下300册藏书，但是也没有人上我们家调查有多少藏书呀？可见，没有什么必须或者不必须的。好事是做出来的，不是用条框套出来的。”
人物专访
市妇联副主席、新闻发言人周志军
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反响
由本报率先报道的"五好家庭’更名‘和谐家庭"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百余家媒体转发了这一报道。随后，更多的媒体对“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质疑，某网站为此专门开辟了“微话题”，至记者发稿时，已有1.5万人参与了就此话题展开的大调查。
身为市妇联新闻发言人的周志军一见记者就说：“真没想到，和谐家庭的指标5年前就制订了，如今却在社会上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不过，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市民们都非常关心家庭的和谐问题，有这方面的心理需求。这是文明进步的标志。”
周志军说：“有质疑是好事，可以促进我们的工作，我们欢迎质疑。”她表示，“我也认为家庭具有个性化、私密化的特性。因此，为‘和谐家庭’提供统一的标准是不可能的。2007年出台‘和谐家庭评价指标体系’只是为创建和谐幸福的家庭提供一个风向标。换句话说，人们想营造和谐的家庭可以朝这个方向努力。”
周志军说，和谐家庭创建过程中，在遵循软、硬指标的前提下，会更突出或偏重家庭在某一方面的贡献，比如有些家庭低碳环保，有些家庭家有书香，有些家庭敢于维权，有些家庭助人为乐……这样的家庭值得我们尊重和推崇，更值得我们学习。毕竟，没有和谐的家庭就没有和谐的社会。
“但是，家庭不是产品，我们不会制造一个模子或者程式。作为一个社团组织，家庭是妇联工作的主阵地，我们有责任出台一些引领性、参照性的指标，提供给热爱生活的北京人，让人们从和谐式的家庭中获取积极的心态、健康的力量，共同朝着成为和谐、幸福的北京人努力。”
本版撰文 晨报首席记者 崔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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