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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惠特尼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贝弗利希尔斯参加“格莱美奖前派对” 新华社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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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杰克逊在洛杉矶举办演唱会 |
晚报记者 韩垒 报道
从摇滚天才科特-柯本，到一代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再到曾感动无数歌迷的惠特妮，美国歌坛的巨星仿佛被诅咒一般相继英年早逝。是偶然巧合，还是天才宿命？这些被刻意制造出来供人们崇拜的时代偶像，背后折射出流行文化发达的美国梦，实则梦幻与梦魇共存。
猫王的预言
至今为止，关于歌王迈克尔-杰克逊的死因仍是“罗生门”。美国法律长达两年的庭审最终判定杰克逊的私人医生有罪，但这更像是给失去偶像的人们带来的心理慰藉，对揭露真相，厘清问题，并无太多裨益。
迈克尔-杰克逊在世人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人们开始反省，在美国大行其道近60年的流行音乐及其生发的流行文化，究竟掩盖了怎样的惊人事实。
回溯过往，曾有一个天才和杰克逊何其相似，他就是猫王。中国歌手丁薇表示，猫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为以后的艺人制定了标准。 1950年代，正是美国文化大融合的关键时期，身为白人的猫王埃尔维斯-普莱斯利，结合了白人的乡村音乐和黑人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夸张的扭胯动作和舞台表演令其成为当时离经叛道式的人物，美国一位红衣主教曾发表讲话，提醒人们警惕在一部分美国青少年中正蔓延着一种新的信仰。他说，这种信仰崇尚粗鲁、无礼、非道德和堕落。然而猫王的成功势不可挡，他不仅向白人世界介绍了黑人音乐，也定义了摇滚乐的诞生，成为美国流行乐坛的标志性人物。
有乐评人指出，猫王的符号性意义大于他的文化价值，而他的一生，也如同一则预言，预言着后世的美国流行歌坛。在他大鸣大放的21岁，猫王曾经公开宣称自己内心孤独。而在上世纪50年代后，随着巨大的名利和压力涌来，猫王陷入无止尽的自毁。1977年8月16日，年仅42岁却早已肥胖邋遢的他倒毙家中，在他的旁边警方发现了多达14种毒品和药物。
包装“私生活”
在美国，当大明星是令无数人向往的事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全球最发达的大众传媒，令制造明星、消费明星产生巨大经济利益成为可能。虽然明星制确切地说是起源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但作为美国流行文化版图中起步最早、也最为发达的流行音乐产业，却将这一制度演绎得炉火纯青，随之产生的副作用却被忽视了，猫王、迈克尔-杰克逊、惠特妮-休斯顿，巨星的相继离世仿佛前赴后继一般对世人做着某种提醒。
一位曾在美国经纪公司从业多年的专业人士告诉记者，美国的经纪公司对歌手的管控看似宽松，其实不然。与韩国的严苛管理，日本的小心谨慎，港台地区的保姆化模式相比，美国的经纪公司更加深谙明星个人私生活与商业利益之间的必然联系。除了对作品、形象的包装外，更多的是通过对明星 “私生活”的包装，彰显某种生活方式和处世价值，引发消费者的内心共鸣继而追随产生消费。麦当娜当年的“物质女孩”形象，迈克尔-杰克逊热心公益却对儿童有着畸形的爱恋，无不是包装的产物，可以说美国公司对 “明星制”的认识是最为彻底和深刻的。
这位专业人士同时表示，经纪公司对明星 “私生活”的包装，也经历了年代的更迭，其中最大的原因是要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和大众不断被吊起的胃口。“早年的私生活话题多为结婚生子，欧美的媒体习惯于购买大牌明星的婚礼转播版权，王子公主的童话故事往往能引起大众强烈的兴趣。但这些年大家的口味变得越来越重，美好的婚姻似乎不再能引发大众兴趣，于是从离婚到吸毒甚至同性恋等等话题，均浮出水面，以满足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 “负面话题”并没有让明星一蹶不振，这和大众传播中强调的 “美誉度”似有悖论。然而恰恰作为一种商品，明星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 “人”的属性，美国的经纪公司大多以 “神”的方式包装明星，从人到神，期间经历的一切坎坷与磨难，恰好符合了西方社会文化中的 “原罪”心理。
2005年出版的 《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一书中就曾经指出， “他们的产生源自于唱片公司一种新的造‘神’运动。韦伯曾分析过世界的‘祛魅化’过程，现代社会日渐祛魅而实现了世俗化，而大众文化的兴起，必定出现在宗教式微后的世俗化进程中。这意味着，在世俗化日益严重的社会内，明星的确承担着大众的世俗崇拜的部分功能。
打个比喻，在奥林匹斯诸神隐匿后，大众文化制作商们伪造的 ‘塑料巴台农神庙’内却群星璀璨，群星闪耀的现代偶像及其传奇事迹已深入人心，从而成为都市的新神话。”
是宠儿更是弃儿
然而，明星制的巨大成功却是以每个个体的牺牲为代价的。起初，人们并无法预知做明星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们被巨大的光环笼罩，一心要做那颗最闪亮的明珠。甚至于当他们梦想成真，踏上演艺之路的起点时，也总有人告诉他们，为了成名而付出的代价，这只是一种交换。但事实上这种交换却是彻底甚至是致命的，明星们为之所付出的，是他们作为生命个体不能承受之重。
明星们究竟承受了怎样的压力，有人曾做过一个比喻：就像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情，只有家庭里的另外两个成员会责怪你；但明星做错一件事情，就会有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公众责怪唾弃，当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公司与媒体之间制造出来的游戏，目的是让自己能卖出一个好价钱时，生而为人的虚无感会吞噬一切的光环，让意志力薄弱的失去信心。 2002年，在一次访问时，惠特妮-休斯顿就曾经对自己的人生做出过这样的总结： “最大的恶魔就是我自己。我既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同时也是最坏的敌人。”公众则往往会因为偶像说出如此 “有血有肉”的话而愈加喜爱，殊不知他们内心的痛苦。
近年来，美国歌坛不断传出歌手自杀的消息。 2007年3月7日，当时年仅55岁的波士顿乐队主唱布拉德-戴尔普死于新罕布什尔的家中，进一步检查结果表明，布拉德因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致死。他死前曾把一张留言夹在衬衣领子上，上写 “布拉德-戴尔普先生：我爱独行，我是一个孤独的游魂”。警方还在车库大门上发现他的遗书： “看到这封信的朋友：我想告诉你我是自杀，我马上将在车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2010年8月10日， 《美国偶像》节目第三季冠军歌手范塔西娅-波里诺因服用药物过量，被送入医院急救，后被警方初步认定为 “自杀未遂”。就在该事件发生前，波里诺刚刚被指控与已婚男人有染。
为了遏制大众传媒对明星私生活的过度开发，保护明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2009年，时任美国加州州长的阿诺德-施瓦辛格决定修改一份在1998年制定的关于狗仔队的法案修正案。修改后的法案强调， “对于非法从名人获取视频影像、声音记录或者其他物理资料的行为，将处以5万美元的罚款。”然而法案一出，就有人指责这一举措违反了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与狗仔队的抗衡也因此不了了之。
业内人士评论，运行了60年的美国流行歌坛是一部精密的仪器，在美国梦的包装下，这部机器绝不会因为其中任何一个零部件的损伤而调整甚至崩溃。看似风光无限的大明星们，实则是音乐产业中不多也不少的一环，他们是这个时代人造的宠儿，更被人们率先异化，成为了弃儿。
延伸阅读
关键靠作品说话
记者 韩垒
晚报讯 与成熟的欧美歌坛相比，中国内地的流行歌坛显得稚嫩许多，然而十年来歌手陷入负面新闻甚至自杀的消息也层出不穷，涉毒的艺人更有 “日常化”的趋势。对此，北京远达卓越的宣传总监梁熠向记者表示，中国歌手的生存压力更大，而依靠作品说话，是看到一个个巨星陨落后最大的感想。
梁熠表示，欧美歌坛的版权保护意识很强，歌手只要有优秀的作品，版税收入很大程度上能让他们衣食无忧。而对于中国歌手而言，发唱片赚不了钱，商业演出几乎是成名歌手霸占，这令一大批年轻歌手难以成功。加上许多中国的歌手文化层次并不高，在无事可忙的状态下，无聊情绪蔓延，很容易误入歧途，沾染毒品，走上不归的道路。
这些年内地歌坛也效仿欧美日韩和港台，以经纪公司为核心的明星包装手段日益成为常规模式。“以前一些大牌歌手没有经纪公司，经纪人实际上就是助理，什么都由歌手说了算，当然他不会愿意动用私生活来帮助自己炒作。现在年轻歌手越来越多，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他们想要成功，经纪公司看准这一点，开始以贩卖私生活的方式，制作所谓新闻点，迎合媒体需求。”梁熠表示，从快女开始，这种方式开始在中国内地大行其道，演变至今，已经有一批所谓的名人靠着炒作走红。然而这种方式对艺人造成了无形的伤害。 “你看，现在大家说起快女，还都认为她们是负面人物，不会唱歌，其实她们中间唱得好的很多。更别说那些只靠炒作起来的，并没有真的获得利益。
拿私生活博取版面最终受伤害的还是艺人自己，这是一条不归路，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何况目前国内的经纪公司还没有强到能把握好度， ‘炒焦’的很多很难把握一个度。”梁熠表示，无论对于经纪公司还是歌手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要有作品，起码在有作品的时候，人是有主心骨的，做事情的时候也比较有自信和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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