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2000年底，边兰春开始参与什刹海烟袋斜街的风貌整治规划。这条街距钟鼓楼很近，一头连接银锭桥，一头通往地安门外大街。它因元朝漕运而勃兴，鼎盛于清末，在接踵乱世中不断衰败，解放后，商业活动逐渐消失。
整治前，这里基本保持过去的街道格局，但到处是违建，空间逼仄，房屋破败，惟一一处文物保护单位广福观也挤满住户，亟待维护修缮。
看中这里的房地产商，找到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工作的边兰春，要求为开发公司制定一个仿古新建的开发规划。开发商称，他们可以在烟袋斜街恢复历史上所有老字号的名号，把古建筑和四合院建得古色古香，前提只有一个：所有的居民和商户必须全部迁走，整体拆迁重建。
但历史街区是时间积淀的产物，不能推倒重来。西城区政府最终决定：放弃房地产商业开发模式，保留当地居民，在整体风貌保持不变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拆除违建、整治市政环境。“公共环境改善了，商业自然就能重新再生，” 边兰春说，街上的特色小店、新式餐馆逐渐开张。
奥运前，烟袋斜街被进一步完善，灯光、牌匾等系列细化设计和广福观修缮、人口疏散逐渐完成。它还成了什刹海地区的文化展示场所。这条全长不过两百多米的街道，在八年陆续工作后，终获北京市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街”。
专家认为，烟袋斜街的入选，得益于其胡同肌理没有改变，基本建筑风格没有改变，居民生活的延续性得到传承，其富含历史文化信息及城市记忆的历史街区保护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如今，这里已成为什刹海一景。
作为它的规划师，边兰春仍然关注包括钟鼓楼在内的什刹海地区整治保护。
钟鼓楼应该很亲切，很古朴
记者：2010年，你参加过钟鼓楼地区保护整治规划讨论会。当时哪些部门参与？有什么看法？
边兰春：政府规划管理部门牵头，文物管理等部门也参加了。总的来讲，我觉得钟鼓楼广场地区的保护整治规划，还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拆一大片四合院做房地产商业开发。但做好这里的保护整治规划，具有挑战性。
“晨钟暮鼓”是北京旧城中轴线北端点上的历史地标。中轴线南端是永定门，中间是皇城，皇城中心的紫禁城是中轴线上核心的核心。历史上，出了皇城北门地安门，就正对钟鼓楼。
在北京历史中轴线上的整个空间序列中，任何一个大的空间节点，都会具有很强的仪式感和纪念性特征。所以在这个小局部进行环境整治改造时，实际上，从决策部门到设计人员，都会存在一种强烈的倾向。我自己理解这种倾向就是，钟鼓楼广场的环境品质应该匹配得起这条具有800多年历史的中轴线，应该做得很有气魄。
记者：他们设计的方案是什么？
边兰春：印象中，方案很注重整个钟鼓楼广场空间的完整，对临近广场周边的一些院落进行了拆迁改造处理。同时，设计地面铺装、灯光照明、绿化景观。整体氛围上更注重钟鼓楼广场的纪念性特征和高质量的景观品质，有点前门大街改造后的“高端化”倾向。
记者：会不会适得其反？你理想中应该是什么样？
边兰春：我觉得这里应该很亲切，很古朴。实际上，这里的场所感，来自钟鼓楼与这里的居民之间历史传承下来的紧密联系。它的纪念性，来自钟楼、鼓楼两个历史地标建筑之间强大的历史感。
钟鼓楼是北京旧城历史中轴线上最重要的历史地标之一，钟鼓楼广场既是整个历史中轴线空间序列上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历史上皇城之外最具市民空间特质的地区之一。对钟鼓楼广场的整治，我的态度比较明确：虽然当下旅游经济使得这一区域市民空间的属性发生了些许变化，但这一地区的保护整治，应该首先呵护好当地居民和空间环境之间的内在关联和生活氛围，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空间的纪念性和商业化。
北京旧城是一个威严和古朴并存的城市，它的大气体现在大格局上，它的细部处理也有其独特的内涵。不能用不合历史空间场所特性的刻意拼凑和所谓的精雕细琢来体现，不要用简单的现代化审美去改造它。什么地方都弄得时新、华丽甚至奢华，就割断了内在的肌理联系，就变了味。
欧洲古城现在都避免大规模改造；即使进行环境综合整治，也注意在材料和做法上体现历史感，而不是“我们现在有钱了”。埃菲尔铁塔周边一直铺就渗水沙石，而不是大理石铺装，很多欧洲广场的铺装材料也很强调场所的历史感。
记者：对比之下，前门的改造思路呢？
边兰春：它在提升环境品质的同时，虽然强调要保护“老字号”，但还是有一种追求商业品牌高端化的内在驱动力。似乎定位高端商业更能代表首都的国际化水准。但盲目地高端化是一个误区，不适合这一历史街区的保护改造。
“规划”不是负面词
记者：我们谈保护古城，往往只见房子，不见人。
边兰春：北京旧城的大部分历史街区，很重要的一点是在这里居住的人。刘心武先生写过《钟鼓楼》，无形中也强化了钟鼓楼下的普通老百姓跟老北京城的天然联系。寒窑虽破，是我的家，拆迁与否，我可以有自己的主张。旧城的历史街区要考虑整体的传统风貌，但传统风貌本身，有与这个历史地域相关的人的活动在里面。
当然，如果只是简单地按居民自身的意愿来改造和发展，肯定也会出现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归纳了历史街区保护所面临的挑战、应选择的保护发展方向。历史街区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在保护的过程中，应该实现一种社会化的可持续复兴，这也应该作为当今历史街区保护与发展的基本理念。
记者：在旧城保护问题上，很多人觉得“规划”是个负面词。
边兰春：有人说历史街区不需要保护规划，甚至说是保护规划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我不太赞同。这样的观点，潜意识里把规划与建设划了等号，曲解了规划的本质。
搞保护大谈开发是错误的，谈保护不搞规划也是危险的。我们的历史街区是活态的，综合统筹、有效管理应成为保护规划的追求，当然不是大拆大改。有效的保护规划应当体现出规划决策的科学化、过程的透明化、公众参与理性化和实现程序的制度化。
历史街区需要保护修缮，而有些东西又会体现出自我的生长特征，一成不变不符合客观现实。随着北京旧城游客的增加，旅游和商业活动已经对原来古朴的风貌产生影响，现代生活的内容出现在历史街区中也不可避免。
但它的风貌又应该体现历史延续性，绝不能乱拆乱改。日本在这方面有很多好经验：一旦划定为历史街区，街上文物级的古屋，一砖一瓦都要严格保护修缮；风貌较好的，维护过程中会有很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与周边整体风貌不协调的，会出台鼓励措施，对按规定指引整改的，给予政府奖励和补贴。
关于保护的广泛讨论依然太少
记者：钟鼓楼周边的胡同和四合院，很多没被列入文物保护名单。有人认为它们很珍贵，也有人觉得是破烂。
边兰春：历史街区的保护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保护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的文物建筑。但同时，根据我的调查了解，尽管北京旧城历史街区中的一些院落被修缮整治，但确实还有更多的地方在不断破败损毁中，到了必须进行“抢救性”保护的时刻。
而在钟鼓楼地区，有人说它这里的四合院好，有人却说这里靠近老北京北城墙，不规整的四合院和大杂院多。这涉及对历史街区物质环境历史与现实状况的认识问题，也还有“保护”或“改善”的不同诉求下，不同人不同理解的问题。是保护、修缮还是整治、拆迁，应当先有对现状情况的翔实调查、分析和准确判断。
有时候大家你也谈保护，我也谈保护，但你提出来的保护做法可能跟我的很不一样，或者相反。我觉得最好的办法，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而是要更多地展开广泛的交流和讨论：到底哪种保护修缮法符合城市历史街区保护的价值取向，符合北京旧城的历史特征和现实需要，同时和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未来理想相一致。这些公开又广泛的讨论还是太少了。
记者：怎么评价政府的角色？
边兰春：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北京旧城有很多在社会结构上积淀下来的复杂关系。过去很多年里，房屋产权关系的复杂化、居住人口构成的多元化，都与不同历史时期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导向有关，政府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解铃还需系铃人，对北京老城遗留的很多问题，解决时不可能脱离政府主导。所有的问题全靠政府大包大揽会有问题，但多年通过房地产开发解决旧城问题的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同样给旧城保护带来了巨大伤害。
所以谈到风貌保护、社会结构的延续性时，下面累积的社会矛盾，也需要政府起很强的主导、协调作用，包括在政策上调整、完善，通过引导来化解矛盾，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达成历史保护的共识，逐渐使社会、经济、文化与人口、空间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历史街区的可持续发展。这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特大都市环境中的历史街区更加艰巨。这一点跟西方古城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以北京为例，在这个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什么？
边兰春：北京旧城保护既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又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化解其中的复杂矛盾。
加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修缮，做好历史街区中历史遗留下的大量四合院修缮，合理有序地疏解历史街区人口，是做好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与此同时，要进一步抓重点，在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的精华地区，有序开展积极保护、有机更新和整体创造，以点带面，逐步实现北京旧城的整体保护。
一流的保护工作，要体现出长效基础性、近期引领示范性，需要很细腻地去体会老北京，再进行保护性修缮，做出北京味来。（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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