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为逃兵役当上间谍
1967年一个春雨霏霏的午后，斯坦走进美国陆军位于马里兰州的情报学校。名义上，他将在这里与30多名同龄人一起修读为期7个月的号称“区域研究”的课程。实际上，他们将接受培训，成为间谍。
斯坦及其同学大都是初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刚刚通过资格考试的律师和接到入伍通知的年轻嬉皮士。当时越南战争频频升级，这些年轻人都将被征兵入伍。为了逃脱兵役，他们自愿为美军情报部门服务一年，但并不梦想成为“007”那样的传奇特工。
在一间放下百叶窗帘的教室里，他们开始了如何成为间谍的第一课。老师站在讲台上，身后的墙上写有红色“秘密”字样。老师说，“这是美国陆军里你唯一能够自愿选择或放弃的一份工作，”因为依照某些标准，这是一份“非法”甚至“不道德”的工作。
斯坦等人并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间谍，而只是“个案干事”，专门负责发展外国人成为间谍，诱导外国公民背叛自己的国家、盗窃国家机密。为完成任务，他们将学会撒谎、偷窃和行骗，甚至背叛信任自己的人。老师解释道，如果对此感到不安，他们现在就可以离开。
老师刚说完，就有一名学生起身离开教室，但包括斯坦在内的其他年轻人仍然正襟危坐，焦急等待正式培训开始。
事实证明，谍报训练刺激无比。斯坦等人在学校附近的城区“实战”：在公园长椅下掩埋“致命情报”、躲避反谍报侦察、用隐形墨水写情报、穿行人群甩掉盯梢……他们还学习协助情报人员潜入“铁幕”国家，再想办法助他们脱身。在最后一堂训练课上，斯坦搭乘一艘潜水艇取道康涅狄格州，前往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一座目标城市。
在越南经营谍报网
虽然由于选择为美军情报部门工作，斯坦不必应征入伍，但由于越南战事日益激烈，他还是被派往战场执行任务。结束情报学校为期7个月的训练并在语言学校修习1年外语后，斯坦来到位于越南南部的岘港，正式开始谍报生涯。
在这里，他隐瞒真实身份生活一年多，秘密经营一个间谍网。他曾经短暂接触一名密使，两人每隔几天就在一处人迹罕至的海滩接头。他也曾溜进当地的破旧旅店，和自己手下的头号间谍碰面。不过，在这里斯坦没有机会实践情报学校教授的主要课程：协助其他情报人员打入“铁幕”国家。
随着美国在越南战场节节失利，斯坦结束了短暂的谍报生涯。他至今难忘那段时光，称那是自己做过的最有趣、最有意义的事情。在斯坦看来，这份工作的伟大之处在于能以己力为祖国效劳、减少军队伤亡且无须亲自开枪杀人。
尽管早已经退出情报机构，斯坦仍长期保持一名谍报人员的基本素养：日常生活中，他总是本能地回避涉及个人情况的提问，外出时注意确认自己未被盯梢，甚至习惯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套取他们的个人信息……
短暂的谍报工作改变了斯坦的生活，如今生活在华盛顿的他总会不自觉地观察周围是否存在间谍行为，有时是真的，有时只是假想。他也不知道，究竟是短暂的谍报生涯让他变得如此敏感，还是这份工作开发了他与生俱来的谍报潜质。
行动干事最为刺激
并非所有谍报工作都惊险刺激，不少特工长年从事枯燥的文案工作：分析情报、梳理卷宗。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最前沿、最富传奇色彩的工作当属“行动干事”，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胜任这份工作。
斯坦至今难忘在越南执行外勤的一次经历。他坐在岘港的公园长椅上，佯装闲适地喝着咖啡吃着面包，内心却焦躁不安：坐在旁边的越南男人真是在读报吗？他该不会盯上我了吧？他看起来有些眼熟，不过所有越南人都长得差不多。
吃完面包，斯坦起身离开，尽可能显得漫不经心。经过露天菜市场时，他溜进去闲逛，看看小贩们卖的蔬菜，在摊前偷偷张望。除了四周越南人戴的尖顶草帽，似乎别无异样。即使如此，斯坦仍无法确定是否未被跟踪。
按计划，他将前往一家酒店与一名越南间谍碰面。助手们是否已经彻底排查了酒店周围街道？那个越南间谍不会迟到吧？自己得在酒店等多久？
突然，斯坦意识到他把手提包落在了公园长椅下，那里面有一把点45口径手枪，还有价值数百美元的越南货币。想到可能发生的最坏结果，斯坦脸色煞白，但还得佯装无事地返回公园。幸运的是，他的手提包还在那里。
这次经历让斯坦意识到，自己或许长于分析情报，招募或管理线人也不在话下，但外出执行任务、随时准备应对不测甚至卷入枪战，自己绝对不是那块料。他认为，除非有着飞天大盗的心理素质，否则不可能胜任谍报工作的外勤任务。
对于时常外出执行任务的行动干事，中情局会定期给予心理测试。曾担任中情局近东行动部门负责人的弗兰克·安德森认为，这是中情局特工储备的优势所在。然而他也指出，由于心理测试总是针对特定心理或性格特征，难免有局限性。“结果，我们选用的总是具有同样性格特征的人。”
崇高理想掩盖肮脏
中情局需要这样的谍报人员：他们随时愿意潜入敌对国；他们不仅搜集情报，还恐吓、勒索外国官员、科学家和商人并贿赂工会领袖；他们闯进外国使馆、执行暗杀任务；他们密谋推翻一国政权，还能做不少更恶劣的坏事……
不过，保卫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的崇高理想掩盖了谍报工作的肮脏黑暗。正因怀抱这一理想，不少人投身谍报工作并出色完成任务。
曾任检察官的吉恩·史密斯在1981年加入中情局。她解释换工作的原因说：“我做检察官时确实做了些好事：赶走街道流氓、协助犯罪受害者。我虽然在拯救世界，却是在一个一个地帮助别人，我想在更大的舞台上帮助人。”
另外一名中情局女特工原来是航空公司空乘人员。"9·11’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改变了我。”她说，“我希望为国效力，想为解决问题作贡献。”她2005年开始在伊拉克工作，经营一个间谍网络，旨在粉碎当地的反政府武装。
“爱国精神驱使人们在冷战期间和如今的反恐战争中加入情报机构。”中情局退役行动干事杰克·迪瓦恩说，“这听起来挺虚伪，但确实是最根本的动机。神秘和冒险当然也是原因之一，但服务公众、保卫祖国是其中的核心价值。”
然而，并非所有间谍都如此崇高。前特工乔治·怀特在冷战时期加入中情局，他的任务之一是在酒吧向别人杯中偷偷投放迷幻药并观察他们的反应。“我辛勤工作，因为这真是好玩！好玩！好玩！”他生前在一封信中写道，“一个烈性子的美国男孩在哪儿能如此撒谎、欺骗、偷盗、杀人、强奸、掠夺，还能得到上天宽恕和保佑？”
查尔斯在20世纪80年代加入中情局，是因为厌倦了在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朝九晚五的工作。与之相比，中情局招募广告承诺的生活更具吸引力：出国旅行、学习外语、危险、聪明并为国服务。
新一代间谍缺耐性
冷战结束以来，中情局更新换代，迎来间谍新时代。
2008年退役的法迪斯在中情局负责追踪核武器和生化武器。他说，与自己同时代的中情局特工颇有使命感，“他们被吸引至此，因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愿意为此付出一生”。然而，近年来的新人却鲜有如此献身精神，“他们来这里，不过是把它当作另一份工作，他们没有耐心等待认可”。
新一代特工并不畏惧困难，但他们无法忍受谍报工作中沉闷乏味的部分。他们更愿意扮演电影中叱咤风云的间谍角色，在海外战区执行危险刺激的任务。
“他们是速度更快的选手，阅读速度更快，比我们年轻时见过的世面更广。”年近80的中情局老特工杰克·普拉特说，与二战和冷战时代的间谍相比，新一代特工缺乏韧劲和耐心。
他承认，如今的男女特工不乏出色之人，但“他们这一代人在早期就选择放弃，执行时长超过42分钟的任务就已筋疲力尽”。
常年为中情局人员解决情感问题的心理学家戴维·查尼认为，多数行动干事都是寻求刺激的“瘾君子”，他们很容易对一项任务感到厌倦，总是寻求更刺激的使命。
“他们更像能够正常运转的多动症患者。”查尼说，“别以为一个多动症患者连系鞋带都不会，恰恰相反，他们好动、精力旺盛，一刻闲不住。他们只是无法忍受坐在书桌后，不能忍受沉闷。”
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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