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4%到位后，如何保证把钱花在刀刃上

　　2012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联合搜狐网特别推出两会在线访谈，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做客直播室，共同解读社会热点，分享真知灼见。

　　3月3日上午9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做客直播室，与网友交流"4%到位后，如何保证把钱花在刀刃上"的热点话题。本场访谈由中国青年报记者原春琳主持。

　　主持人：中国青年报记者 原春琳

　　嘉 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朱永新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

　　朱代表身份很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还有很多头衔。朱代表也是新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但是我知道很多头衔当中最喜欢别人叫他朱老师。朱老师，我们知道这几年每到两会的时候，教育界的代表必提一个数字4％，其实这几年公众提的多了，公众对4％也比较熟了。前年推出的教育规划纲要2012年实现4％这个目标，我看今年这个态势很好，大家都觉得4％实现是有希望的。但是对普通老百姓而言这个4％实现了能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对于我们的教育？

　　朱永新：4％是指教育经费占GDP投入的比例，每增加0.1个点都是一笔很大的数字。这次一下子增加那么多意味着我们可能会增加数万亿的教育投入，这些投入如果用在农村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等方面会极大的改变民生，极大的会推进教育公平，极大的提升教育的品质，所以它是一件造福每个家庭每个孩子的一件好事情。

　　主持人：是不是钱多了，前一段议论很热的校车，可以给边远地区的孩子买校车了？

　　朱永新：不一定，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增加的钱怎么使用？一定程度上它的重要性不亚于这个钱本身，从1993年中国教育发展纲要提出要到上世纪末实现4％，实际我们已经走了整整20年的历程，用20年的努力争取到4％。有了4％以后首先第一个怎么能够保证这4％的落实。这次应该说国家下了很大的决心，总理亲自督办，财政部也是具体安排，各级地方政府也在努力筹集资金，从全国的情况来看我预计4％应该在今年能够落实。当然这4％怎么确认或者说用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内涵是很重要的。过去很多经费比如说党校教育经费、公务员培训经费、企业培训经费等等都没有纳入教育经费的统计。4％是一个国际比较的概念，不是我们自己说人为确定一个4％、5％，是国家比较的概念。像他们统计过从99年到2000年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日本、英国这些国家的教育投入占GDP的指数都在4.8％左右，像哥伦比亚、古巴、约旦、秘鲁、泰国等中等收入国家更高一些达到5.6％左右，无论是4.8％也好5.6％也好，都应该有一个国际比较的基本标准，哪些经费是属于4％，哪些经费不能算4％，如果把民间的教育投入也算进去，那可能就不合适了。首先应该有一个科学的界定，4％应该包括哪些条款，包括哪些内容。

　　主持人：现在我们的4％一般是哪些项目列到这里面？

　　朱永新：现在国家财政部有一个具体的说法，详细的内涵我不是很清楚，当然主要是指公共教育投入，政府财政的安排。过去主要集中在正规的学校教育阶段，从中小学一直到大学的经费，现在可能会把学前教育经费安排，包括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安排，过去预算外没有纳入4％，现在预算外正式纳进来，这样需要尽快统一全国的口径，这样才能确认到底我们有没有做到4％。而这个口径应该是国际间可比较的，可以换算的，否则可能我们如果口径不一样，名义上4％实际达到国外的5％，或者名义上4％只达到国外的3％，需要国内统一的口径标准，要有清晰的内涵和项目。

　　主持人：好像各地实现4％也都不太一样，4％的内涵是相当不同的。

　　朱永新：对地方政府来说是不太适合用4％的。因为4％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概念，地方政府我过去经常讲它应该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比较合适。第一，很多地方的GDP是有水分的，这么多年来长期以来很多地方的GDP统一口径也不一样，所以有些地方财政占GDP本身的比例非常少，如果教育再占比，很可能把所有的财政拿来办教育，有些地方可能还做不到，所以对地方来说，我更主张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占20％左右。一般情况下财政收入是占GDP的20％左右比较合理，如果说教育支出再占财政支出的20％，两个20％乘起来就是4％，这样对地方来说基本上可以换算成4％的单位。在地方来说一般不用4％，还是用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这个结构是比较合理的。这个差别是很大的，所以需要国家还要有财政的转移支付，需要国家的统一安排。

　　主持人：您觉得这个钱应该是投向哪个方向？

　　朱永新：这笔钱我个人主张重要用于促进国家的教育公平，8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效率优先的道路，各个地方建设重点小学、重点中学、示范小学、示范中学，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这样一个很大的问题就造成了学校和学校之间差距拉大，地区和地区之间教育的差距拉大，所以很多教育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和教育不均衡发展有关系，比如说择校热，像北京这样的城市要想真正改变择校热就必须把所有的学校都办好，那些相对来说好的学校已经是几十年投资的积累，集中了最好的资源无论是师资资源还是其它资源，一下子要跟其它学校拉平还是有很大的难度，所以政府首先必须要把这笔钱用在雪中送炭，帮助最薄弱的学校发展。从管理学的木桶原理来讲，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不是取决于最长这块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短板有多短，如果短板短到零，木桶不能盛水，把短板拉长是下一步教育最重要的方向，把钱用在最薄弱的学校，最边远地区的学校，最弱势人群的教育上，留守儿童、农民儿童、智障残障，用过去长期以来欠帐太多被忽视的地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而且我主张把增量的部分，存量的部分要去调整还是有很大难度，但是增量部分应该优先向这些地方倾斜，包括在大学里面优先向地方高校倾斜，国家这么多经费主要向211、985重点大学倾斜，造成大学和大学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造成不公平竞争，国家还是应该经费用来推进公平，促进平等竞争，整合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品质。

　　主持人：您刚才说的好多更偏重于硬件的投入。

　　朱永新：软件投入也很重要，村里的好教师到了城里到了镇里，镇里的好教师到了县里，县里的好教师到了市里，市里好教师到了上海、北京、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好教师的孔雀东南飞依然在进行着，怎么到农村到薄弱学校去？需要国家在软件上做一些制度设计和安排，包括帮助农村教师提升他们的教学能力、教育素质。包括教学软件的开发等等，教育软件上的投入还是需要加强的。这些年在普九的过程中，在巩固两级的过程中，硬件的建设应该说总体上来说还是抓得比较紧。

　　主持人：各个工程主要抓硬件建设，但是软件这块明显感觉经费投入一增加重硬件轻软件，一手硬一手软，软件一直上不去，有好的校舍但是老师不在。

　　朱永新：对，包括培训、管理能力的提升，这些都还是需要进一步加强。

　　主持人：以前每当国家有大的经费投入的时候感觉总会滋生各种问题，您做人大常委会委员检查的时候应该也会遇到过一些这样的问题吧？

　　朱永新：如此巨量的增加教育经费我觉得首先要保证这些教育经费的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最关键我觉得第一就是项目论证的公开透明科学化、程序化、规范化，这个很重要，钱往哪里投很重要。以职业教育为例，前两年我们增加了一百亿的职业教育经费，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来给每个中职学生每年补贴1500块钱，这个投向就不尽合理。很多家庭富裕的学生拿着这笔钱对他没有意义，而同样困难家庭的学生他看到那些富裕的孩子也拿1500块钱，他也觉得很不公平。如果把这笔钱用在改进中等职业学校的实验设备，改进他们的校企合作，改进他们的教师训练，可能就会更合理。同样的钱怎么花，的确还是一个大学问，这个怎么花我觉得第一建议避免部门说了算。

　　主持人：部门说了算是哪个部门？

　　朱永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这个教育经费到教育部，教育部自己做预算，应该有一个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这个纲要里面提到，这个教育拨款委员会应该对超过多少以上的教育经费进行全面规划和监督。

　　主持人：拨款委员会由哪些人组成？

　　朱永新：由社会各界人士造成，财政、教育、发改甚至教育家、社会闲杂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组成一个教育拨款委员会，对重大教育项目投资。过去211、985投入的时候实际上也偏向学校没有偏向学科，有些学校的钱撒胡椒面一样撒到各个学科去了，对推动学科发展没有起到更好的作用。钱怎么花是很有学问的。要成立一个拨款委员会，对重大教育投入要进行科学的论证、公示，摊在阳光下。其次，对教育经费的使用全程进行监控。比如投在培训上，对于培训的全过程各个环节怎么使用，这些钱应该很透明，能够接受检查。政府工作报告应该对每一年4％有没有落实，也要加以说明等等。有钱固然是好事情，但是有了钱以后把钱用好是一件不能说更重要，而是同样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本届两会的代表委员他们都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能把这个钱用好。

　　朱永新：是这个问题，每个城市面临的困境、面临的问题不一样，这笔钱从国家的宏观教育政策来说，包括比如说像北京外来民工子女非常之多，这笔投入我觉得国家财政可以给予适当支持，调动北京市的积极性。现在很多地方政府教育好的政策去引导，鼓励他们能够更多的为弱势人群去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还是很重要。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太大了，各地的发展是特别不平衡的，就像4％出来之后肯定有条条框框，比如这笔钱用到什么方面，有一个大的标准在那里。各界的标准太不一样了，昨天顾秉元老先生在一个会议上说，他回到他的老家江阴去到一个农村的中学，他有一点傻了，一进到教室里面，教室里面有电子显示屏，上面有温度计、湿度、恒温，可是到一些西南地区到城市的中学都未必有江阴农村地区的学校这么好。

　　朱永新：衡量教育投入一个很大的标准就是身均公用教育经费，这笔钱摊到每个学生身上，这笔钱最好的省跟投入差的省相差有十倍，最好的上海小学生的身均公用教育经费是贵州的七倍，上海中学身均公用教育经费是江西的八倍。可以有差距，中国如此之大本来就是地区发展不平衡，但是不能如此大的差距。比如国家应该有一个底线，在整个全国身均公用教育经费不能低于两倍。没有差距也不可能，或者有一个过程，或者第一年4％的时候保证不超过四倍，第二年不超过两倍，要有一个逐步的长远规划。这个钱靠地方政府无法筹集的时候，中央政府新增财力的部分就要转移支付支持给它。现在身均公共教育经费主要是投在日常的教育活动中，主要是软件，这是维持学校正常教育发展的一笔费用。

　　主持人：教育费用其实还有很多特别细化的，比如教师的绩效工资。

　　朱永新：工资也是这样，东部和西部就是在有些地方同一个城市在开发区、工业园区、社会差距也不一样，在农村也不一样，在北京或者其它城市可能有些区域教师收入也不一样。这个时候教师的流动就很困难，教师到边远农村服务的机会就会受到很大的困难。的确表面看起来是怎么用钱，实际涉及到国家教育基准，涉及到国家教育均衡很多教育的其它问题需要统筹考虑。

　　主持人：听说前段您去检查工作的时候很多老师都会跟您反映绩效工资差异太大的问题。

　　朱永新：绩效工资当初设计的时候出发点非常好，想改进提升中小学教师的待遇，让他能够和公务员比拼，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考虑。其它的问题相对没有考虑到，一个其它教育阶段的教师像高中、学前甚至于大学，在一些地方，地方高校也是由地方政府统筹的，现在造成义务教育阶段老师的工资有时候高于高中甚至于高于大学老师，带来一些新的问题。另外，学校里面的奖金或者教师的激励机制由校长、管理层综合考虑，但是有绩效工资以后更多走平均路线了，这样一来造成校长在激励教师的管理活动上带来一些困难。

　　主持人：在不同地区绩效工资差别也是很大的。

　　朱永新：不同地区的公务员差距也很大。

　　主持人：老师的流动包括前一段我们一直提倡让重点校和薄弱校之间都有教师的流动甚至说要有地方校长进行流动，但是流不起来，优质资源和相对薄弱资源是没有办法进行互补的在这里。

　　朱永新：是，教师的流动受很多条件的限制，可以采取不同方法来推进教师的流动。一种是工资奖金待遇不变的流动，通过组建教育集团学校对口支持的方法去推进流动，这种流动可能相对来说会容易一些，也可以起到帮助薄弱学校教师发展的作用。同时在有一些地方现在探索利用社会智力资源来帮助农村教师提升这样的办法，比如像有扶贫基金会在广西、南宁进行试点，组织退休教师，刚刚退休教师实际他们身体还很好，经验也丰富，到农村去帮助学校整体来进行教育管理的提升、学科教学的提升，也取得很好的效果。

　　主持人：去年当时我们记者去沈阳市采访，沈阳市人大本来出台一个规定，强制执行校际间的流动，已经提到常委会审议，最后被否掉了。不是别的，政策初衷特别好，但是他们担心执行的难度。

　　朱永新：因为受很多条件的制约，不仅仅是待遇问题，还包括住宿，农村学校没有教师住的地方甚至没有教师吃饭的地方，没有生活老师的编制，去了之后要有人烧饭有人做服务，这些编制没有，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不统筹解决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流动。

　　主持人：现在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很多教育政策的制订有时候感觉是被媒体推着跑，最简单的比如说去年的免费午餐，这些地区孩子的营养状况和吃饭问题并校之后，很多问题是可以想像的。但是为什么在制订政策的时候好多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这些具体的问题，一拍脑门政策就出来了，最后出现这么多问题，校车问题是最严重的。

　　朱永新：当时撤校并点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更多想的是整合农村教育资源，提升农村教育品质，让学校集中起来好的老师会更多一些，教学效率更高一些，孩子们受的教育更好一些。这个出发点对不对？非常好。但是做的过程中很多问题就没有细致的考虑到。比如孩子上学路程的问题，我到贵州一个山区去，孩子上学走两个小时山路，他们说还有更长的。一个孩子每天这样来回走两个小时，那多艰苦？而且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通校车，在那样的情况下不应该撤村并校，应该保留。我一直认为像农村的学校一定程度上是农村文化生态的魂，村小的老师就是村里的文化人，对村里的文化建设、文化生态起着很重要的固化作用。而学校走了，文化人走了，老师走了，这个魂就没有了。农村教育的问题、农村学校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考虑得也不是很周到。无论在西方还是台湾省很多微型学校在农村里面同样存在，几个孩子的学校，几十个孩子的学校，几个老师的学校照样还存在。没有必要一刀切，中国的教育政策制订最怕的是一窝蜂一刀切。

　　主持人：特别常态，包括这次校车一出事，最起码让孩子路上安全但是又来了一窝蜂的政策，好像一下子一哄而上。

　　朱永新：校车的事情也要因地制宜，校车也不是说百分之百的能够安全，我们小时候每天都是走路上学，同样也很快乐。

　　主持人：但是不会走两个小时吧？

　　朱永新：那不会。

　　主持人：我原来在宁夏采访的时候就是您说的这个问题，撤点并校把西吉下面一个乡的孩子集中到一个地方，住校的条件很差，大通铺几十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家里的孩子比较穷，一般从家里带上馍吃上三天，中间一天的时间父母走上三个小时的时间给孩子送一次馍。

　　朱永新：这次提的建议关于改进农村寄宿制学校的条件问题，这些问题非常之严重，我考察了很多农村寄宿制学校，安全的问题、营养的问题、心理的问题，都非常严重。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把孩子从父母身边剥离，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让孩子住在寄宿制学校里面，应该尽可能回到生态回到家庭。

　　主持人：这里面刚才您说的特别重要一个科学决策的问题，好多政策真的不是说几个人在那儿空想一下。

　　朱永新：关键是决策过程的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应该至少有专家的论证，任何决策都必须有专家论证，有公众的听证，有小规模的试点，有不同区域的实验。我觉得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才能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主持人：现在有好多专家感觉太浮在面上，专家对情况不了解。

　　朱永新：现在很多是假专家，他不了解实际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尊重那些真正专家的意见。充分的调查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那些好的专家总是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对国外国内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即使有些专家不是那么很靠谱，但是总体上来说有专家论证比没有专家论证要好得多，集思广益，可以多请一些专家，多经过几轮。专家之间意见也有不一致的，这个倒没有关系。所有的专家都是真正的能够做出科学决策？也未必。我们很多重大的决策可能有的时候也有专家误导。

　　主持人：还有一个问题，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关于硬件和软件的问题，这几年明显的感觉盖房子工程，尤其是农村这边，可能在两级的时候在边远地区兴起盖房工程改善校舍，改的差不多又赶上汶川地震又开始校园工程一定要加固，房子建了拆拆了建，教育投入是多了，但是钱是不是浪费在不必要的地方了？

　　朱永新：过去人家讽刺我们的GDP建了拆拆了建，都会统计到GDP去，这就是一个GDP工程。这个也反映了我们教育缺乏比较系统长远的考虑，早就应该出台学校建筑标准，不然地震发现问题了。学校的建设问题，整个中国是一个大工地，在全面建设过程中，一开始就应该有人关注这个问题，应该了解国外的动向，尤其是我们临近的像日本这样的地震多发国家，它的学校标准去看看就知道了。当然和我们的教育投入分级管理有很大关系，我们是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所以县级财政相对来说又比较紧张，压力也比较大，所以能低标准的就低标准一些，能将就的就将就一些没有统一标准，应该出台国家标准就是这个道理。国家标准也不是就一个标准，可以分类ABC，西部、中部、东部建立不同的标准，但是鼓励大家往最好的标准来建设学校来管理学校。

　　主持人：您做新教运动下面有很多条腿，老师把下面各方各面的情况都反馈到您这里来。

　　朱永新：我们新教育实验现在在全国有30多个实验区，有将近1400所实验学校，有100多万师生参与我们的新教育实验。第二，我们还有一个教育在线网站，这个网站有40万左右的老师在上面进行交流。第三，我还有自己的博客和微博，我的腾讯微博和新浪微博加起来有350万左右粉丝，这些都是我重要的信息来源。我经常说我不是最为学问的人，但是我是和一线老师走的最近的人，每天打开电脑，各种各样的声音八面来风都会来，对老师的所想所思，对他们的实际情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另外，我在民主党派，每年有大量的时间机会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所以相对来说对教育问题、教育的情况还比较熟悉了解。

　　主持人：他们对于您这次来参会最想反映的声音是什么？

　　朱永新：我这次带来十多个关于教育方面的建议和议案，很多都是老师给我们提供的。有些老师通过互联网给我发，希望我来呼吁老年教育的问题，现在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以后没地方继续学习，老年大学经费、师资、校舍各地方没有统一规定都很困难。再比如说有人希望我呼吁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北京的一些家长跑到民进中央来找我，提供很多材料给我，希望我来呼吁。有各种各样的管道，呼吁的问题还是比较多。还有人希望我关注乙肝携带者的问题，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从我个人来说，我还是比较致力于或者说主要还是关注教育问题。因为这是我专业以内的事情，相对能够把握得住，有一些专业以外的问题可能也会关心，但是要直接做提案建议条件还不是很成熟，也借这个机会跟那些朋友说一声抱歉。

　　主持人：他们会不会比较关心教育投入增多了钱会投在哪里？

　　朱永新：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

　　主持人：老师他们希望这个钱投到哪里去？

　　朱永新：首先提高他们自己的待遇，改进学习的条件、机会，这是老师们比较希望的，同时比较希望能够关注弱势人群、薄弱地区农村，这两个方向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主持人：您刚才提到科学决策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特别深入的调研，能够把一些可能后续出现的很多问题统在整个设计规划里面，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出了问题临时抱佛脚。

　　朱永新：整个教育投入的方向，把中国最需要投入的方面要进行分类，分成第一最紧迫的最重要的，第二最重要的不是很紧迫的，第三很紧迫不是很重要的，第四不是很重要也不是很紧迫的，要进行分类，这是管理学很重要的原则。目前来说，最关注的是最紧迫和最重要的事情。

　　主持人：您这四类是怎么分的，在教育问题上。

　　朱永新：公平的问题是目前最紧迫也最重要的，这涉及到一个欠帐问题。其实有些很长远不是很紧迫的要进行积极部署，比如国家的一类大学建设问题，短期可能出不来，但是是很重要的。国家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问题，我们在推进公平的时候不能把这个问题给忽视了，不能因为推进公平而忽视了，要体现兼顾效率。有些很紧迫但是不是很重要的也要及时去化解，比如说在一些地方学校的危房当然也紧迫也重要，比如校车，很多问题很紧迫，但是从重要性来说没有其它的那么重要，但是必须去应对和解决。每个人眼里的看法不一样，这本身还是需要进行缜密的调查研究。

　　主持人：我记得前两年很有意思的现象，前几年一开两会的时候大学校长们都在呼吁大学的钱太少了，大学太穷了。后来又了985、211以后国家对高校的投入增加，大学校长一开会有一年居然集体代表农村教育要钱。

　　朱永新：应该说大学的钱我们还是不够的，即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一流高校和世界一流高校比，他们的教育投入还是很少的，大概北大的总经费和哈佛比起来大概1／10，据我了解，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可靠，反正差距很大。因此，怎么样办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没有投入也是很难的。这个钱是不是完全靠政府去投？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国外很多著名大学不是政府投的，本来就是民间的资金来源多元化的，国家在科学研究项目上可能给支持，但是大部分还是靠学校自己去经营，包括教育捐赠。现在民间资本进入教育的渠道还不畅通。

　　主持人：民间资本进入教育，这个4％是不算在里面的？

　　朱永新：应该是不包含的。有一些民间资本如果说直接投入到我们国立大学去，是不是要统计进去或者说直接资助到科学研究的项目里面去，是不是要统计进去，可能要统计进去，这个我不是很清楚。

　　主持人：有一个问题，您看现在的民间教育资本我们开玩笑在民间疯狂敛财各种培训班，已经把很多中产阶级都要掏空了，一个孩子的培训一年要花恨不得几万块钱，一个培训一对一花上几万，再报这个班那个班，可能很多城市家庭一年为了孩子的投入要花上小十万块钱都是很正常的。

　　朱永新：这个主要和应试教育的压力有很大关系，第二和家长的观念有很大关系。应试教育的压力来说，现在分数竞争、考试竞争、重点学校竞争非常之激烈，所以你要想进一个好大学必须进好高中，要想进好高中必须进好初中，要想进好初中就要进好小学，要想进好小学就要进好幼儿园，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一来，每个月学校又有各种各样花样百出的人才选拔办法，所以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补习考试，有一些还有利益共同体，这样一来给学生家长毫无疑问是增加了非常大的经济上的压力。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和我们很多父母的教育素养或者说教育观念还是有关系，事实上我经常说你要知道教育本身最高的境界是把每个人培养成他自己，不可能所有人都上北大、清华，应该尊重孩子的个性尊重孩子的潜能，帮助孩子成为他自己。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大家为什么参加如此激烈的竞争？优质教育资源不够，但是背后是什么？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社会的收入分配差距太大，社会的等级之间界限太大。在丹麦、北欧这些相对幸福指数比较高的国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社会的分层不像我们差距那么大，一个部长跟一个熟练的技术工人工资差不多，我不是善于做科学家的，我做工人没问题，我做工人照样可以住别墅照样可以有尊严，我觉得这是很关键的。教育的很多问题不是教育的问题，要放在社会背景去看，包括考公务员，为什么一定要硕士生、博士生？你接受过基本的高中教育就可以做公务员了，公务员有不同的类型有不同的职务，应该造成一个全社会更加看中人的能力而不是注重学历，注重人的品行而不是仅仅注重人的分数。教育的很多问题应该从教育之外寻找答案，需要整个国家对社会做一个顶层设计。

　　主持人：教育闷头自己做是没用的，就算我们实现了教育公平学校与学校之间的差距缩小，整个社会观念没有扭转过来可能也是在做无用功。说到4％的问题上来，4％您说的要科学决策设立各种委员会，您今年准备把它做成一个建议送到两会上吗？

　　朱永新：我在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询问上已经讲了，教育经费优先、推进教育公平、优先放到农村放到薄弱学校，要建立国家的拨款论证制度等等，袁贵仁部长代表教育部在回应的时候已经做了相对全面的回答，我不准备继续正式提一个议案。包括有些代表提出来，是不是建一个《教育投入保障法》，我觉得暂时没有必要。因为立法最迫切的最重要的像《学校法》、《学前教育法》、《教师法》、《高校法》的修订等等，毕竟4％写进教育规划纲要，政府在落实，至少到2020年之前我觉得稳定一段时间应该是可行的。

　　主持人：怎么能够把您说的拨款不再是一个工程与工程，变成一个长效机制，不再是这块弄一个校园工程，那块弄营养餐工程。

　　朱永新：这个要国家统筹安排，有一些地方解决为主，有一些中央财政解决为主，这是分工合作。我觉得还是需要按照纲要提出来的这些目标任务和全面去落实，因为纲要毕竟是经过大量的论证，上百万人参与调查反馈讨论，反复的修改，几上几下。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科学决策的典范，把纲要规定的这些事情能够很好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主持人：您说的这些东西巩固一下，不要这个钱今年有明年没有，第二年的4％又达不到了。特别感谢各位网友，特别感谢朱代表，谢谢跟我们分享他的各种观点和见解。4％怎么能够把钱花到刀刃上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需要各方的努力。非常感谢。

　　朱永新：谢谢各位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