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文字实录

　　全国政协将于3月6日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一楼新闻发布厅举行主题为“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记者会，邀请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许善达、陈锡文、马秀红、杨凯生、任洪斌围绕经济发展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主持人 张秋俭]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记者会现在开始。今天记者会的主题是：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昨天上午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201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进出口总额增长10%左右，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温总理报告中部署了今年的九大任务，其中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排在了首位。2012年是实施“十二五”规划承上启下的重要一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3月3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协委员们要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着力加强履职能力建设，着力提高议政建言质量，着力推出社会服务成效，更好地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报告特别强调，委员们要坚持把推动科学发展作为履行职能的第一要务。

　　今天我们邀请了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围绕稳中求进，推动经济社会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现在我向各位介绍参加今天记者会的6位全国政协委员，他们是：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厉以宁，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局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马秀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任洪斌。下面，请提问。提问前请先通报您所在的新闻单位。

　　[新华社记者]近来围绕着宏观经济政策是否应该松绑争论比较激烈，我想请问一下厉以宁委员如何看待宏观调控的得失成败？另外我们也看到，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今年GDP增长低于8%，也就是7.5%，同时CPI控制在4%左右，请问政协委员们如何看待？这两个数字意味着什么？谢谢。

　　[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厉以宁]2011年这一年回顾起来，经济是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世界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过来的。去年这一年，在宏观调控上，主要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抑制物价的过快上涨。因为假定按照去年上半年的趋势来看的话，物价可能远不止后来这个数字。但是后来的经济增长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从第四季度以后，经济增长率在向下走，所以大家很担心2012年会怎么样。2012年的方针是“稳中求进”。

　　什么叫“稳中求进”呢？政协委员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也谈了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里讲的稳中求进的“进”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第一，我们要优化结构。经过结构调整后，使得我们的结构更加协调。因为大家知道，GDP的结构比GDP总量更能说明问题。第二，一定要让我们的经济在低碳化的过程中运行，要节能减排，要加强环境保护。第三，我们一定要致力于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

　　根据以上这些情况，我想2011年我们的很多经验是可以吸取的，比如说我们必须是多目标地贯彻整个政策。一般在经济学上说要充分就业、要物价基本稳定，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我们去年是这样做的，今年仍然这样做，但今年应该把调结构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我们7.5%的增长率政协委员们都认为这是合适的，合适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不是单纯走过去的那种不讲效益、不讲结构而单纯地使经济增长上去的道路。现在我们要在增长过程中调结构，这样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5%是可以的。

　　其次，我们要加大环境保护方面的工作，如果是为了加快经济增长速度而使我们的环境污染得更加厉害，节能减排任务没有完成，也不能说我们的经济是稳中求进的。第三，要抑制物价的上涨。2012年把CPI定在4%左右，这个目标并不太容易。为什么不太容易呢？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下我们怎么样能够使得输入型的通货膨胀不会像过去那样引发国内的物价上涨。比如石油价格能够控制吗？我们大体上使用一种措施保住我们的CPI不过高增长。再比如说，我们连续这么多年的农业丰收，那今年的气候到底怎么样？很多条件是我们不可控制的，所以是存在不确定性的。但是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说要使经济增长上去并不难，加大投资、增加放款这样经济增长率可以上去，但这样一来又违背了我们稳中求进的方针。所以我说今年定在7.5%GDP和4%的CPI是合适的。

　　[中国新闻社和中新网记者]我们听说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税负重民众痛，我想请问许善达委员，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现在的居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那么税收要如何进行调节呢？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税务局总局原副局长 许善达]税负现在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口径和很多数字，按照这种口径这些数字算得都没错。在我个人看，我们中国现在政府收入的种类太多，从这次财政部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里面讲了三项预算：一项是公共财政预算；一项是中央政府基金预算；一项是中央所属国有经营型资本预算。这三项预算加在一起一共是14.6万亿，我们的GDP是47.2万亿，按照这个数字算，这三项预算加在一起大概占GDP的比重是31%。但是我们还有两项没有包括进去的：一是地方政府的收费，还有一些基金这个数字里也没有包括。中央的国有经营性资本里预算里只包括了实体经济的经营性资本，金融系统的经营性资本预算也没有包括，地方的不管是金融也好、实体行业也好也没有包括进去。所以目前这三项预算还不能说已经涵盖了我们中国所有的政府收支的范围。

　　这件工作财政部这几年一直在做，要使得所有政府收入都纳入预算管理，但是目前已经做到了这一步比前几年可以说有一定的进步，但仍然是不完全的。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他那些还没有包括进来的那部分的话，我想这个比重大概有35%左右。我个人认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35%左右的水平已经不低了。

　　问题在于我们的结构，我觉得我们的结构里面，社保基金这部分的比重过小，因为在发达国家，这部分比重占到1/3甚至40%，我们用于社保这部分的比重是比较低的，相对而言用于资本性的经营这部分的支出在整个财政收支量里面占的比重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就是稳定总收入规模下怎么样调整结构，能够更多地增加社保这部分的收入和支出，相应调减一些其他领域的收入支出。这样就比较合乎中国发展和谐社会的要求。

　　[经济日报和中国经济网记者]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马秀红委员，近段时间有舆论指出中国的投资环境正在恶化，您如何看待近期利用外资增长速度的放缓，您认为中国吸引外资的走向应该是什么？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商务部原副部长 马秀红]对刚才您所提到的有的媒体或者是有些评论认为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恶化，这种说法我是不大赞成的。我承认我们的投资环境还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总体来讲，中国的投资环境还是得到不断完善的，中国吸收外资也应该说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规模的。2011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金额超过了1160亿美元，同比增长了近10%，这在全球的跨国直接投资处于低速增长的大环境下，10%的增长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增长了。而且116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规模应该说也是比较大的了，也创造了中国吸收外资的历史新高。那么外商对华投资新设立的企业也超过了2.7万多家，这个数字也是不小的。

　　中国政府一直把改善投资环境作为吸收外资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从1992年开始，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我觉得应该说在中国掀起了一个思想大解放的进程，对外开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在1992年中国吸收外资首次超过了100亿美元，达到了110亿美元，就位列全球发展中国家之首位。20年过去了，这20年中国吸收外资的环境不断地完善，我们吸收外资的规模和质量都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提升。

　　今年我们迎来了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去年吸收外资的总量刚好是1992年的10倍，我们仍然处于全球发展中国家之首位，同时我们也是位列全球仅次于美国的吸收外资的第二位。所以中国吸收外资能够取得快速的、稳定的，并且质量得到不断提高的发展，我觉得得益于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完善，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动摇，也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到去年年底，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经突破了1.177亿美元，累计外商在华投资设立企业超过73万家，尽管现在有些企业不一定现在还存在，但是总体来讲，外商投资的存量和规模已经比较大了，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统计，就目前在册运营的外商投资企业数大概占全国企业数的将近3%，但是给国家上交的税收却占到我们国家税收总额的21%，占生产总额的近30%，占进出口总额的52%-53%。作为在中国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按照中国的法律在中国运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我觉得这就应该通过我们不断完善投资环境，为其创造一个更加宽松和更加有利于发展的环境。

　　当然，我们的投资环境尽管在公开透明的法律政策环境、高效便利的行政环境和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也存在一些不尽人意的方面。刚才你谈到“恶化”这两个词我觉得与事实是不符的。首先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受欧债危机的影响，现在市场主体企业的投资意愿不强，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在全球来讲都是普遍存在这么一个情况：投资意愿不强、决策比较滞后，所以外部环境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03-06 15:24]

　　另外外部环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吸收外资的国际竞争也是日趋激烈。现在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与以往不同，过去中国吸收外资所面临的竞争主要是发展水平比较近似的发展中国家，但是最近这几年一个明显的竞争是来自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欧盟都提出“制造业回归”、“实业再造”等等，而且也实施了一系列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所以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从国内来讲，因为我们国内资金相对比较充裕，对外资作用的认识我认为还是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第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基本建立，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企业实行公平待遇，促进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平竞争，因此，对外商投资我们过去实施的一系列优惠政策经过若干年的改革现在也已经全部取消，所以外商投资企业和我们国内其他类型的企业都处于相同的政策环境之下，进行平等的竞争。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国家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方面，我觉得还确实有一些新的挑战需要我们进一步地加以应对和解决。以上这些是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当然，也面临着一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环境成本上升、土地等等问题，所以从国内来讲也有一些外商投资所认为的新的问题需要解决。

　　我认为作为中国政府来讲，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提出，下一步加大改革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而且对吸收外资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在吸收外资的环境改善方面我觉得有以下几方面需要加强：一是要进一步凝聚共识，要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要结合新的形势和新的情况加大改革的力度，促进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跨境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增加资金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引进的是以跨境的资本流动为载体的国际竞争力的各种要素的总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把改善投资环境、吸收外资作为发挥外商投资对我们国家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所应发挥的积极作用。

　　二是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还有各省市的政府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地全面落实国务院九号文，也就是2010年4月份所发布的九号文的20条政策措施，要通过全面落实并让这些措施全部到位的努力，使我们的投资环境更上一层楼。三是要加大正确引导外商投资的导向。今年1月1日已经开始实施新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目前正在制定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的优势产业目录。我觉得这些目录的实施可以正确地引导外商在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中找到他们投资的项目，找到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发展空间。

　　四是要加大改革的力度，特别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已经明确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改革方向，同时提出了今年改革的重要任务，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行政体制的改革，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事项，要简化审批的程序、减少审批的内容，下放审批的权限，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人民币投资的试点要进一步加大，从去年10月份允许跨境外商以人民币在中国投资，短短5个月，外商用人民币进行投资就达到了70亿美元，这方面也是一个新的方式，确实可以探讨并且加大它的力度。第三是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最近在报纸上公布了人民银行研究机构提出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几个进程，我觉得第一个进程目标如果可以实现对于改善投资环境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讲，我觉得中国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正在实施中国的“十二五”发展规划，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进一步加快进程，我们的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也会释放出非常大的发展空间。社会事业、文化事业的发展也会提供更多的机遇。所以我相信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进一步完善，也随着中国“十二五”规划的深入实施，包括外商在内的各类投资者都会在中国的发展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现更大的发展，也会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谢谢。

　　[人民政协报记者]想请问杨凯生委员一个问题，这些年来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不断扩大，引发了人们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问题的关注。请问杨委员，您觉得这个平台到底有没有风险？它对银行资产质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 杨凯生]谢谢你的问题。如果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的话，实际上用温家宝总理昨天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句话就行了，温家宝总理说：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总理的这句话我想答案已经很清楚了，但我更想说的是，我认为这句话确实有数据可以支撑。

　　据我了解，经审计署认真的审计，全国地方性政府债务总水平大概是10.7万亿；目前，我国中央财政发行的国债余额大概为6.8万亿，两者相加最后就形成17.5万亿我国总体政府性债务，17.5万亿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占我国GDP的比重是43%左右。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可以知道，比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水平要低得多。如果我们看欧债危机的那些国家，不用比了，他们都是100%多以上。我们可以看一看GDP总量大体和我国在同一个数量级上的国家，比如德国和日本，日本目前政府性债务占GDP比重180%，德国在这次欧债危机中表现算比较好、问题少一点的，德国政府性债务占GDP比重为83.2%，而我们国家是43.5%。因此我认为总理所说的总体水平是可控的、安全的，这个说法是成立的。

　　除了这个数字我们还可以动态地看一看，我国的财政收入这些年，五六年来，我们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2%，所以从这两个数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政府的偿债能力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它是安全的。

　　那10.7万亿是不是都要地方政府一分分钱拿出来呢？实际上地方政府债务大家都知道搭了很多平台，很多公司，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看一看这些公司、项目自身产生不产生现金流的收入，如果产生现金流的收入足以偿还债务，最后就不需要地方政府偿债。如果它收入不够地方政府就要偿债，无论是担保的，还是直接开办、搭建的平台也好，地方政府就有责任了。

　　就拿工商银行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工商银行的地方政府性平台贷款当中，现在这些平台、这些项目自身产生的现金流收入100%可以覆盖债务的占工商银行对地方政府融资贷款的90.4%，也就是说90.4%是不需要地方政府掏钱的，项目本身就是有收费的，比如高速公路、水利、电力项目本身是可以产生收入的，大概占整体贷款的90.4%。这些都是监管部门逐笔审核的，监管部门检查后工商银行贷款90.4%是可以偿还的，还有6.4%的项目是这个项目产生的现金流基本可以覆盖，这里有一个准确的定量的含义，就是现金流收入占负债水平的70%以上，低于100%的叫基本覆盖，两者相加超过97%是属于完全可以覆盖或者基本可以覆盖的。剩下的是半覆盖或者政府最终要承担偿债义务的。所以总体债务水平占GDP比重只有40%，远低于世界上平均水平，而且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更重要的是真正要偿债的只占10.7万亿只占4%左右，所以总理所说的可控的、安全的这个说法是有数据支撑。

　　这个事情搞了这么多年了，许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七八十年代就有了，2008年以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可能搭建了更多的，贷款更集中，到目前为止贷款的实际质量怎么样呢？我这里可以给大家提供工商银行的数据，工商银行到2011年末，给地方性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的不良率是0.73%。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朋友们：2011年末工商银行整体贷款不良率是0.94%，其中给地方政府融资性平台贷款的不良率是0.73%，是低于整体贷款不良率的水平的。因此，无论是从宏观数据来看，还是从微观数据来看，都可以看出现在地方政府融资性平台的风险目前为止是可控的，是基本安全的。这是我们的基本判断，和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判断是基本一致的，谢谢你的问题。

　　[人民网记者]我想问一下任洪斌委员，欧美金融危机再次向人们敲响了警钟，过分追求虚拟经济会带来巨大的风险，那作为制造业企业家，您认为我们应该从中吸收哪些教训？我们当前强调发展实体经济有哪些重要意义？谢谢。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机械工业集团董事长 任洪斌]谢谢你的问题。我同意你的观点，就是过分追求需求虚拟经济会给经济带来危害。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总的来说我认为要吸取的教训就是要防止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过虚。这次欧美的金融危机是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长期失衡的结果。因此，它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之一就是我们要正确地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是经济当中的硬件，虚拟经济是经济当中的软件，实体经济创造真正的物质财富，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虚拟经济需要对实体经济给予支持，但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一定要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且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前提。

　　第二个启示我认为就是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制造企业一定要坚持有质量的增长，真正地把实体经济做实。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企业应该改变增长方式，要由规模扩张转向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以及管理创新这样一些因素来驱动它的内生增长，也就是真正实现有质量的增长。同时，制造企业作为实体经济的主体，要专心致志地做强主业，要真正地把实体经济做强做优。

　　第三个启示就是要防止虚拟经济过虚。要引导资本市场加强对实体经济的服务作用，要防止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良性状态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应该是在健康的资本市场对实体经济提供支持，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度的投机，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同时也要防止和遏制上市公司把它的投资投向非实体经济领域的倾向。

　　昨天，总理在报告当中讲到：要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同时总理报告中还指出，要切实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我认为这是对实体经济的重大利好。现阶段我们国家政府对实体经济给予高度的重视会有两方面重大的意义：第一，重视实体经济就会对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改善人民生活、使经济持续发展以及保持社会稳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稳增长、惠民生、促稳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二，重视实体经济，特别是重视高端制造产业有利于把我们国家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让更多的产品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谢谢你。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教育手机报]想请问厉委员，今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明确了这一点。但问题是4%只是全国的平均水平，只是财政投入民间投入水平很低不到1%，您认为怎么样在机制体制上鼓励社会和民间资金投入到我们的教育事业？谢谢。

　　[厉以宁]在20多年前，1986年的时候，我主持的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合理比例研究报告中就提出了要占4%，可那时候实际上只占3%多一点，后来退到2.8%了，后来才慢慢上去。所以经过这么长时间能够正式被国家确定下来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第二，要办学的话必须要多渠道筹资，国家的收入、财政的收入毕竟是有限的，我们要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包括职业技术教育，也包括高等教育，还包括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如果能够办有什么不好呢？这方面我认为国家有条一的标准这样就行了，教学达到一定的质量就行了。另外，中国当前应该说低素质的劳动力时代已经过去了，技工时代刚刚开始，中国现在有大量的属于人力资源调整方面的问题，全世界来看中国的人力资源量是最多的，但人力资源的结构怎么样？远远不行。

　　我们举一个例子，1840年中国和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人力资源的数量比英国多多了，可是中国的人力资源结构不行，英国1770年工业革命开始后到那时已经70年了，小学普及了，中学大量建立，兴办了很多高等学校，而且他那时候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技研究人员、技术人员、医生、工程师、金融管理人员等等，中国呢？中国当时农民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妇女绝大多数都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为了考科举，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技管理和近代的金融呢？所以我们今天来讲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转型中包括了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教育问题一定要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考虑。

　　[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网络电视台记者]我想请问陈锡文委员。陈委员您好，2011年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粮食生产八连增，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说是来之不易的，我想这样一个好的连增的势头能不能保持下去？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期待的2012年的九连增，除了厉老所说的天气等不确定因素外我们主动地采取的措施有哪些呢？谢谢您。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锡文]粮食产量八连增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从1958年以来，这是我们国家第一次实现粮食连续八年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也非常大，2003年的时候，我们的粮食总产量8614亿斤，去年粮食的总产量是1.142亿斤，也就是经过八年的努力，我们年度的粮食产量增加了2810亿斤，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但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农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产业，它既面临着经济风险也面临着自然风险，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我们当然都希望持续地把增产的势头保持下去，但是我想农业作为特殊产业，年度之间的产量波动也不足为奇，关键是要避免大起大落。在三五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区段内保持粮食产量稳步增长，这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

　　那能不能巩固住现在粮食产量比较高的水平，1.142亿斤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高的产量。我想你问到怎么采取主动措施保持粮食产量的高水平，并持续增长。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努力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刚才我讲到八年内粮食年产增加了2810亿斤，分析下来这2810亿斤的年度增量中40%来自于面积的扩大，60%来自于单产的提高。而且这个趋势越往后越明显，去年比前年增产粮食459亿斤，经测算其中有84%以上来自于单产提高，面积的扩大只占16%。正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一定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去促进农业的科技进步，这几方面的情况其实总理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做了非常清晰的论述。

　　比如说如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要适当地提高价格使粮食生产有一个合理的回报。总理昨天讲2012年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要比上一年每斤提高7.4分钱，稻谷每斤提高1.6毛钱，这可以直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总理报告中明确提出粮食生产直接补贴今年增加200亿元左右。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2011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水利的改革和发展。我们的有效灌溉面积最近几年也在不断提高，对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也会逐步提高。

　　三是科技进步，从近年来看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加快农业科技的创新。我刚才讲到，依靠单产提高粮食总产量实际上主要就是依靠技术，应该说是依靠良种，依靠先进适用的栽培技术以及依靠各种抵御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防治能力。正是寻着这个方向走，我想不敢说粮食产量年年增长，但从中长期的趋势来看，还是会不断地努力地保持向上增长的势头。谢谢。

　　[新华08网记者]请问陈锡文委员，最近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粮食法的征求意见稿，其中里面有一处提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粮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对这个问题有些专家认为在表达上是不是有一些歧义？是不是非主粮品种可以擅自应用转基因技术？另外规定里面没有提到继续加强转基因粮食品种的应用，是不是意味着这个政策出现一些变化？谢谢。

　　[陈锡文]应该说我们国家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政策或者说制度性的规定是非常清晰的，概括起来讲有三个方面：第一，农作物的转基因育种技术是当前生命科学的前沿领域，作为一个大国在发展高新技术方面不能落后，所以在科学研究上我们应该努力地站在这项技术的最前沿；第二，转基因的农产品，特别是人直接食用的产品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所以国家对它是非常慎重的，也就是说不经过批准任何单位都不能生产商品性地生产转基因的农产品，不许拿到市场上销售，这个规定是很严格的；第三，即使科学家能够证明有些转基因产品没有危害，但是毕竟是让老百姓消费的，因此一定要让老百姓有充分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就是说在出售产品中如果含有转基因物质一定要如实地告诉老百姓，在商品的商标上注明，由老百姓选择买还是不买，这是一个基本政策

　　你刚才说到粮种法上说到的这个是很有针对性的，前些日子确实一两年来有一些传言说有些地方生产了转基因的水稻，据我所知这是绝没有经过国家批准也没有市场流通的，一些实验室里一些科研单位从事转基因水稻培育这种现象有，但是没有进入市场，为了让社会更加放心所以在这次新修改的粮食流通法中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未经批准不可使用主粮。为什么说是主粮？基本上老百姓作为口粮消费的粮食就是小麦和稻谷，这两个品种在我们国家现在都没有批准可以生产转基因的品种。还有一个谷物大品种就是玉米，玉米国际上有转基因的品种，我们国家自己并没有生产，进口的一些玉米中如果有转基因物质的话实际上都没有被用来生产食品，主要是生产饲料和其他工业用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国家对于转基因品种的育种是高度重视的，但也要采取非常严格和科学的办法来进行管理的。

　　至于你刚才讲到的转基因技术是不是还要继续研究？我想正如刚才讲到的，它作为一种现代生命科学、生物科学的前沿领域是应当鼓励科学家去研究的，而且从长期看，也可能它或许对我们的育种方式是一个促进。但是直接作为商品让居民去消费，对这个问题国家会非常慎重的。

　　[新华网记者]我想请问陈锡文委员关于农业科技的一个问题。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应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我前几天也采访了农业基层工作者，他们反映目前我国农机和农艺存在两张皮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降低了边际效应，请问您认为有关部门在这方面如何加快改进，以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谢谢。

　　[陈锡文]农业科技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昨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保证2012年农业健康发展方面的一大措施就是要促进农业的科技进步。刚才讲到201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一号文件主题就是要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保障农产品的供给。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刚才回答粮食问题时也用了一些数据来分析，这几年我们农业的发展、粮食的增长相当大程度是靠科技的进步。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去年农业增长中，来自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占53.5%，我们国家现在农业机械的综合运用率达到54.5%，说明这几方面这几年进步很快，对农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正如你刚才所讲到的农机和农艺的脱节问题在相当大的程度存在，从管理部门来讲都在一个部门，但是系统还是两大家，农机、农艺在农业部分别属两个司，农艺属于种植业司，到了地方农业局实际上只管农艺，另外有农机局。先进适用的农业技术如何能够通过农机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和更好的运用？这确实是当前迫切需要研究的大问题。农业机械近些年的发展速度比较快。

　　实际上在国务院的主持下有关部门都在认真研究，一是如何使农机更适应农业工作，20年前可以看到很多拖拉机跑运输，现在有了农业汽车效率更高，拖拉机都回到田里了，但是有一个机头在田里面跑没用，后面有挂一大堆东西，如果所有这些都要实现机械化的话农民就会省力得多。所以这次一号文件中讲农业进步除了研究良种和先进的植保技术外非常重要的是提出农业机械要适应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和各个环节，努力提高农业机械的综合利用水平，这样既能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又能使得原来的农艺设计的目标更好实现，保障农业有更健康的发展，谢谢。

　　[中华工商时报记者]请问杨委员，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鼓励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很多民营企业家想进入金融领域服务小微型企业，对于此杨委员是怎么看的呢？谢谢。

　　[杨凯生]这个问题现在也是大家议论的比较多的。但我有一点不太理解的是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好像都有一个结论，就是现在是禁止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我似乎觉得这个前提不成立，有的规模相当大的银行，比如民生银行它完全是由民营资本所组成的，小的金融机构、各地的小额贷款公司，如果把小额担保公司也算上那就更多了，民营资本是可以进入的。

　　那么大银行来说，工农中建交现在都是在海内外公开上市的公众公司，如果要通过资本市场进入这些银行的话，我认为也是没有什么障碍的。当然，要收购工商银行恐怕实力就不够了，因为工商银行目前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银行。所以我的想法是：总的来说，从理论和实践上讲是允许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只不过是大家觉得可能是不是还不够，这就涉及到商业银行法里的一些规定，比如说组建一家商业银行，起码有多少的注册资本，这是一般个人、小民营企业所难以单独出资达到这一标准的。所以我觉得首先不存在明显的阻碍和限制的问题。

　　再有一点，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我相信如果有大量的、小型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是很好的事情，但同时我想说的是大型银行现在也在积极支持小微企业。比如拿我们银行来说，去年我们整体贷款增长幅度只有13%多一点，但是其中给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长幅度高达47%，所以应该说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现在社会各界已经基本形成了共识，在金融业包括大型银行、中型银行、小型银行都想努力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这一点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谢谢你的问题。

　　[俄罗斯阿尔法电视台记者]我的问题是提给任总的，当年中苏两国在机械工业领域关系密切，近年来国机集团的发展令俄罗斯同行密切关注，俄方也愿意与国机集团开展合作，请问任洪斌委员，国际集团的改革在哪些领域值得俄罗斯同行的借鉴？谢谢。

　　[任洪斌]谢谢你的问题。国机集团所属的企业有许多都有五六十年的历史，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成立之初是靠前苏联这个老大哥帮助我们建立的起来。我举一个例子，中国第一拖拉机厂，当年就是前苏联俄罗斯的企业帮助我们建设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中国机械工业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为代表的这批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成长，在某些领域也达到了与世界水平相近的程度了。我们非常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等兄弟企业的合作，我记得去年我到白俄罗斯去时，与当地业内的朋友们商谈，当年这些企业帮助了我们，但是过了若干年后我们可能在某些领域的技术和能力水平与他们相当甚至超过他们了，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期间与我们曾经的合作伙伴、帮助过我们的那些企业共同发展他们在本国的这些工业设施、工业企业。

　　我们目前正在跟俄罗斯在发电设备、机床工艺等领域有比较深入的合作，所以我们也非常愿意与前苏联的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以及东欧等一些国家建立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谢谢你。

　　[中国青年报社、中青在线记者]请问厉委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公共资源收益全民共享，公众认为这是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一个信号，请问具体的可操作性如何？您认为主要涉及在哪些方面和领域？谢谢。

　　[厉以宁]公共资源收入的共享这应该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因为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分民族、不分各个等级和阶层，无论住在城市还是乡镇，都应该享受这种待遇。因此，我们最重要的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社会保障以及收入等方面的共享，这都是一样需要共享的；二是自然资源，比如水力发电站，虽然这应该是共享的，但是要利用这个资源必须要有投资，必须要有具体的单位，这就要根据相关政策将更多的收入留给当地的地方。采矿也是相同的，要研究是否可以就地深加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公共收入学里面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这些问题以后一定可以通过完善立法和各种章程可以解决。

　　[许善达]我补充一句。公共资源里面现在最大的资源是国有经营性资产，这占的份额是很大的，最后的收益应该有一部分要用于全民，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国有资产税后收益切出一部分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一项公共资源共享的一个措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首先问许善达委员，怎么看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财税制度的改革？另外您觉得是否应该向垄断企业征收暴利税？第二，我想问一下厉以宁委员，您如何看待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投资回报的内容？您觉得目前的情况下，提高社保基金入市的比例是否成熟？最后，您觉得经历了调整之后的中国股市今年是什么样的走势？谢谢。

　　[许善达]我谈一点我对政府财税改革的看法。温总理报告中讲到要实施的措施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我自己感觉是我国的财政预算体制长期以来的一个任务还没有完成，我觉得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全面覆盖政府收入的预算体制。刚才我回答问题时也讲过了，我们现在财政部给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仍然还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我想这个任务应该在不长的时期内完成它，将来财政部给全国人大提交的报告里面应该覆盖所有的政府收入，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完成的事情。

　　第二，预算编制的制度现在有一个缺点，我们的预算编制都是混编的，在公共财政预算里面有社保的收入和支出，在基金预算里也有社保的预算和支出，它是混在一起的，我觉得一个规范的预算体制应该是一般公共预算算一个、社保算一个、国有经营性资产有另外一个预算，这样把它分清楚，把我们现在分在不同预算科目里面的东西清理一下，按照这样三类分清楚才能把我们的财政工作做得更好，对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财政政策，改进哪方面的财政工作，才会有更准确的判断。现在这种混编的状态使得我们对很多财政的基本情况说不清楚，比如究竟现在有多少用于社保的支出？在我们一般预算里像公务员的社保就不在社保基金这一快，而是在行政经费里面的，所以这样的编法使我们对重大财政问题的判断不容易判断得准确。

　　所以首先要全覆盖；二是要预算编制要更加规范，这两步做完后再研究整个财政战略和财政政策才会有比较好的前提，这个任务早几年提出来，但是一直在往前推进现在还没有完成，我也希望尽快完成。作为税收所发挥的功能温总理讲了很多的内容，我想结构性减税是我们的一个常态的政策。我们经济发展了税收有一点增长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原因。经济增长里面高税负的行业，比如制造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快，农业是低税负的，增长速度慢，所以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里面，税收增长的速度应该比GDP的经济增长平均速度要快，这是一个正常状态。另外税务机关征收的效率在提高，曾经增值税只征收65%，现在提高到85%，现在还有其他税种，征收效率提高还能给我们增加一些提高的因素。

　　第三，中国还有很多其他的财政储备，国家现在鼓励进口，实际上我们的外汇储备也是我们的财政储备，因为我们进口一美元所征的税高于出口一美元退的税，所以我们如果鼓励进口让外汇更多地用于进口，这就能把外汇储备中间所包涵的财政储备释放出来，这个因素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使得我们的财政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发展。因为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和我们GDP里面出口的顺差是一个负相关的，这几年我们正好是要鼓励进口。

　　所以这几个因素使得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有高于经济发展速度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这个态势给我们政府执行结构性减税提供了资源，所以我想我们已经实行的减税政策将来还要继续实行，某些政策实行起来力度不太够的以后还可以加大力度。所以我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保持在我们政府收入总规模差不多维持现在35%左右的水平，假如我们再把预算制度搞好，我们再根据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考虑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我想我们的整个财政税收制度在国家的发展中，在和谐社会、居民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方面一定会产生非常良好的作用。谢谢大家。

　　[厉以宁]刚才问我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是社保资金该怎么用？社保资金和其他所有的资金都一样，闲置不用就是损失。但是用的话这是老百姓的保命钱、养老钱，你怎么用？所以用必须得有一套程序，而且要规范化、要尽量减少它的风险。你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入市的问题，我对入市问题是这么看的：可以入市但必须慎重。在这种情况下你肩上的责任是重大的，你把这笔钱赔掉以后会被老百姓骂死，所以这个要慎重。

　　你还问到股市的情况，中国的股市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企业的质量，上市公司的质量，这是最要紧的，无论宏观经济如何，只要上市公司好，有盈利的把握，很透明，这样股市就会好。所以我们要更多地让上市公司有更好的质量。第二，中国的股市情况还取决于老百姓对经济前景的信心，有人说中国股市的变化先看日本的股市变化，而日本的股市变化又根据美国的股市变化。而这有些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看中国的股市可以参考外面，但主要要看中国人对中国经济政策执行的情况，要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有信心。上市公司透明了，大家有信心了，中国的股市就有希望了。谢谢。

　　[张秋俭]今天的记者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