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的未来，何处安放

　　一个3000人的村庄，有100多个青壮年在外地因抢劫入狱温江村，这个地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的偏僻山村，正以这样“名声”为外界知晓。

　　在广东的媒体上，温江村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砍手党村”。从这里走出大山到广州、深圳“闯世界”的年轻人，大多选择以残忍手段抢夺他人的财物以在城市立足。抢劫，成了他们所认同的谋生行当。

　　令人震惊又让人沉思：是什么魔障，让一个又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年轻人，不管不顾、毫无顾忌地走上了这条灰色的不归路。

　　温江村属大石山区，地少且瘠，缺水，只能靠天吃饭。贫穷，逼迫着想改自己未来的年轻人必须走出大山，到城市去。

　　读书、上大学，曾是进城捷径，但已逐渐失去对农村孩子的吸引力。读完大学，在人山人海的人才市场里，找一份体面的工作留在城里，已经越来越难。“读书无用论”越来越有市场，更多的年轻人更愿选择打工这条路进入城市。

　　然而，城市不只有霓红灯闪烁，也并非遍地金银。在惊叹完都市的繁华后，这群年轻人会发现，城市虽好，居大不易。

　　和更早进城的父辈相比，他们通过电视、网络更了解城市的魅力，更渴求留在城市。然而，低学历低技能的他们，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微薄的收入，很难满足他们手机、上网等都市化消费。如果再遭遇一些歧视、欠薪等不公待遇，他们难免心生愤懑。面对诱惑，面对不公，会有人铤而走险。

　　“打工苦，打工累，不如混混黑社会”，在温江村年轻人流传的顺口溜，昭示出这样一条残忍的逻辑链条：贫困—到广东打工—学历太低找不到好工作甚至找不到工作—无法生存—抢劫。

　　温江村年轻人的迷失，只是当下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一个极端缩影。据报道，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犯罪,自当要受到法律严惩，但这背后所折射的社会问题，更值得重视与反思。

　　至2010年，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已近1亿人。在工业化、城市化高歌猛进的当下，基本不懂农活的他们，回不去也不愿意回到乡村，技能所限也让他们很难真正走进城市。游走在城乡两端的他们，人生变成既回不去又留不下的“夹生饭”。社会保障和救济机构的缺位，城乡文化的冲突，常年被边缘化带来的道德畸变，贫富差距产生的心理失衡，市民的歧视与都市的诱惑，让他们成为犯罪高发群体。

　　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必须正视并回答这一问题：他们的未来，何处安放？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土壤与催化剂，如何消弭？

　　宏观层面，最根本的是要给他们创造出一个平等的成才环境，让他们只要通过自身努力，便可实现体面劳动、尊严生活的梦想。要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户籍制度，并逐步剥离附加在户口上的社保、住房、子女教育等社会福利，消除身份限制，引导他们有序迁徙流动和就业；要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并落到实处；要统筹城乡发展，着力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微观层面，人人都可为他们的未来出力。正是有意无意的歧视，让他们成为城市里的陌生人。对他们的劳动，市民应当心存感激，满怀敬意。是他们付出，才让城市更加便捷，更加光鲜。所以，当我们面对快递员、服务员、保安等时，少一些鄙夷漠视，多一句问候感谢，或许便可融化隔阂。毕竟，他们未来，关乎整个社会的未来。（本文执笔：谢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