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鸿：对“农二代”辍学卖淫的思考

　　“农二代”小关今年20岁，靠在广州做“鸭”卖淫为生。小关表示，自己13岁就辍学打工，17岁开始做“鸭”，中间因为身体吃不消休息了半年。小关表示，这个行业优秀的人太多，竞争激烈压力很大，自己不想回农村，也从来没有想过未来，当“鸭”多年也没有赚到钱。（3月31日新华网）

　　据统计，去年外出农民工1.5亿多人。其中“农二代”大约占60%，总数约1亿，而且呈扩大趋势。在此看来，这位辍学卖淫的小伙，只不过是所谓的“农二代”里面的一亿分之一。

　　小伙辍学卖淫，这是不争的事实，但笔者认为，这小伙的辍学卖淫，只是一个特例，只是“农二代”的一亿分之一，并不能代表全体“农二代”的整体生活状况，不能以一个“农二代”小伙辍学卖淫的不好形象，就把“农二代”打上与“官二代”，或者“富二代”等歧视性的“时代烙印”。

　　小伙辍学卖淫这个无争议，但在前面加个“农二代”，这就会给人造成一种阶级对立的感性错觉，这对其他“农二代”来说，是一种词语性歧视，显然是不公平的。

　　“农民工”的歧视性词语称谓都还未取消，现在又出现“农二代”的歧视性词语，这个称谓很可怕，一旦以这样的“农二代”称谓出现，“农二代”的子孙难免就会被社会无形中打上“农三代”，“农四代”，甚至“农N代”的“时代烙印”，这些都将是社会，或者所谓的“农二代”不想看到的。

　　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农二代”，这些时代性的歧视性称谓，是很伤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人性感情的，笔者认为，还是少些为好。

　　稿源：荆楚网 (来源：荆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