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薛澜教授：公共管理的核心在服务

　   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给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

　　实习生李婷婷

　　“未来中国要进入一个科学发展、社会福利全面均衡发展的过程，完善的公共管理体系的建设至为重要。”中国公共管理学科长江学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教授日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指出，中国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核心动力来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转轨，而未来中国能否成功实现从速度型发展到规制型发展的转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的相应的制度转轨能否成功。

　　评价公共管理三要素

　　《瞭望》：有不少人往往把公共管理与社会管理混淆起来，这两者有何本质的区别和联系？

　　薛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公共管理最核心的是研究公共部门的行为规律，主要研究的对象包括政府和其他相关公共部门及组织。从实践的角度看，公共管理是政府和相关公共部门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实践的总和。

　　公共管理是一个大概念，社会管理是公共管理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所有的政府和公共组织的行为，最终的目的是为社会发展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服务。这些活动中，有的职责是推动经济发展，有的侧重社会管理和发展，还有推动文化发展等等。社会管理有其自组织的一面，需要政府提供很好的制度环境。

　　《瞭望》：当前中国的公共管理处于怎样的水平？

　　薛澜：综合来评价公共管理的水平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涉及几个方面：公共管理体系是否合理、运行是否有效和公众是否满意。如果管理体系不合理，效率很高也是没有用的。

　　首先，中国公共管理从体系设置上看还需要进一步改革。我们有些政府部门的设置比较完善，但是也有些部门，在功能、机构设置、法律定位等方面还不够完善。

　　从运行效率上说，中国政府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相比，总体的运行效率是比较高的，人员的素质和工作能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中央政府的规模与其所承担的职能相比是非常小的。

　　由于目前公共管理体系中的一些不足，使得公众满意程度有很多改善的空间。这里面涉及政府职能定位，该管的不该管的应该分清楚。此外，政府内部部门的设置、人员的薪酬激励机制等还存在一些问题，尤其要改变把职位升迁作为唯一激励机制的做法，避免政策执行和绩效评价的扭曲。

　　公共管理核心是服务

　　《瞭望》：公共管理中如何避免过于强调“管理”而忽视“服务”？怎么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薛澜：公共管理从本质上说是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实际上公共部门，最主要的是政府部门，是要在公众追求个人福利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中起到协调和规制的作用，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的福利最大。但从公共管理的具体行为方式上来说，可能是多种多样的。

　　强调“管理”，在今天中国社会仍有其必要的一面。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大国，资源相对缺乏，发展水平不高。政府有必要对各种不法行为，包括扰乱社会和市场秩序的各种行为依法严格管理。

　　但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政府的职能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给公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具体行为方式就需要发生根本的改变，要从管理和规制行为转变为提供更好的服务，而公众是否满意就是衡量这种转变是否实现的重要标志。

　　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我们对个人选择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希望在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能够享有充分的自由。这也需要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或规制个人行为时，更多地尊重个人的选择意愿和隐私。

　　《瞭望》：如何在公共管理中既坚持国际视野，又实现本土化？

　　薛澜：中国公共管理的国际视野和本土化如何结合是一篇大文章。中国本身在公共管理方面有很深厚的传统，中国几千年的治国理政的历史传承不能仅仅依靠电视剧去演绎，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去挖掘、吸收及扬弃。

　　同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各国公共管理的学者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有很多共性的东西我们应该吸收进来，加以补充和完善，使得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快地进步。

　　另外，与很多西方国家不同，我国从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到社会形态、管理模式等方面同时进行着重大变革，我国又是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之间差异巨大，我们面临的公共管理问题是其他国家从来没有碰到过的。所以，我们也必须敢于在公共管理领域中不断创新。

　　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全球公共治理中由被动变主动，积极参与，提出自己在公共管理方面的认识和理念，使得国际规则更好更全面地反映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的需求。

　　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一定要和同事们一起写一本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的教材。现在用的大多是国外原版或翻译的教材，对中国现实问题解释不够，也缺少一些本土化的经验。

　　建立动态的公共管理体系

　　《瞭望》：在公共管理中，政府和公众处于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如何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

　　薛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政府的权力来自公众的让渡。而公众让渡的前提就是政府要为公众的利益提供更好的服务。另一方面，政府能够提供更好服务的前提之一，就是公众要服从政府根据公众利益制定的法律法规和各种公共政策。因此，政府和公众在公共管理行为中好像是一个社会契约的双方，相互约束相互制约。

　　并非所有公共事务都必须政府出面，实际上有许多公共事务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社会组织的形式来解决。比如现在的社区业主委员会，是一个大家自我管理的形式。在这方面，政府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决策类型采用不同的决策机制，开拓不同群体公平表达其利益和价值倾向的渠道，并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建立各方参与的民主决策机制，鼓励公众积极参与公共管理。

　　《瞭望》：如何看待未来公共管理的发展趋势？

　　薛澜：国家现在面临的转型从本质上说是政府的转型，公共管理是这个重大转型的灵魂。政府的职责要从带领国家发展经济转变到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上来。

　　而这个转型也遇到很多阻力。应当看到，我们当前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已经成为现实。现在关键的是要形成一个公共政策各方公平参与的制度平台，大家把各自的利益和价值观念拿来进行交流、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形成公共政策。

　　未来比较和谐的公共管理的方向，是建立一个动态的公共管理体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大家处在一个公共治理的社会网络当中，保持彼此间密切的联系，不同的组织定位不同，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共同为社会的和谐进步发挥积极的作用。

　　教育与实际还有“脱节”现象

　　《瞭望》：目前高校的公共管理教育情况如何，面临什么挑战？

　　薛澜：1997年国务院正式把公共管理定为一级学科，迎来了公共管理学科的新发展。

　　从公共管理教育的角度看，这些年最有影响的事件就是公共管理专业硕士（MPA）在中国的成长。MPA从2001年开始正式招生，到2012年已经超过10年。随着师资力量的不断改善和办学模式的不断改革，中国的MPA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全国有146所办学单位可以招收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公共管理是一门实践性、交叉性、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在教育和培训中怎么样把公共管理的学科特性体现出来，这对中国高校是一个挑战。高校在办学自主权方面，如师资的聘用、招生的方式、培养的过程等方面还有很多限制，也是发展MPA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

　　当下对公共管理教育的认识方面存在一些偏差，比如容易把MPA误解为MBA，也就是在工商管理硕士和公共管理硕士概念上还存在一些混淆。MPA教育是希望通过一个比较系统的学习方式，把公共管理的基本理念、知识、分析方法、管理工具传授给大家。这些理念、知识、方法和工具跟企业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国外很多人即使有硕士、博士学位，如果要到政府部门任职，还是会来读一个公共管理专业硕士，以便于更好地胜任。

　　现在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在政府就业的岗位发布中，没有设立公共政策、公共管理的岗位。这造成了一些刚毕业的公共管理的学生和相关的工作没有很好地对接，许多学生只能转行，造成专业人才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