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支援外医疗队的北非岁月

　　“医疗队深入民间，实际上对外交起了配合作用。花费比较小，收效大，这是行内的一致评价。”

　　本刊记者/杨正莲 文/郭凌鹤

　　1962年7月，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结束了长达130年的法国殖民统治。几个月内，大量欧裔人口逃离当地，达90万之多，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走。

　　缺医少药的阿尔及利亚通过红十字会向国际社会紧急求援，尤其是中国。

　　中国对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支持由来已久。早在1958年9月，阿临时政府成立后，中国即予以承认，是第一个承认阿的非阿拉伯国家。当年12月，中阿两国建交。为了支持阿独立运动，中国政府向阿临时政府无偿提供了价值约7000多万元人民币的物资、军火和现汇援助。1962年，为解阿独立后的燃眉之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国将9000吨进口小麦直接转拨阿方。

　　因此，阿尔及利亚直接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请求。

　　友邦来信

　　1962年12月中旬的北京后海，结着厚厚的冰。

　　后海北沿44号的卫生部大院里，一个贴着国际邮票的狭长的白色信封，摆在了卫生部办公厅对外联络室29岁的工作人员钱君琦的办公桌上。

　　这是一封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叙亲笔签名的法文信函，由中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馆通过外交部转来，还附有大使馆致卫生部的一封简单公函。

　　钱君琦所在的对外联络室共两个处，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处，有9个俄文翻译，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处，有1个英文翻译。1960年苏联专家从中国大撤退后，工作任务逐渐转移。“主要是跟发展中国家发展关系，搞南南合作。”今年79岁的钱君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由于室里没有相应语种的翻译，钱君琦临时找人翻译出了这封信函。原来，阿政府请求中国派医疗卫生代表团访阿，并希望中国派出医疗队长期在阿工作，提供具体的医疗援助。

　　外事无小事，钱君琦立即将这份报告呈交对外联络室主任张惠新，经由卫生部上报中央。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很快做出批示。

　　1963年元旦，在西方国家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北京第一个向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派出医疗队，支援阿尔及利亚。

　　3月5日，以西安医学院副院长魏明中为团长、武汉市卫生局副局长谈泰阶为副团长的5人代表团，先行赴阿考察。

　　考察回来后，谈泰阶被确定为医疗队队长，卫生部原卫生干部进修学院院长助理陈海峰被确定为副队长。队员主要从湖北省挑选，时任湖北省卫生厅人事教育处人事干事的陈金容具体负责遴选工作。

　　现年77岁的陈金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谈泰阶和陈海峰都是来自新四军的老革命。“谈泰阶没解放的时候就化妆成老百姓进城，政治上等各个方面绝对可靠，政策水平、管理能力都过硬，所以选了他。”

　　医疗队虽然以湖北为主，但也加入了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医疗实力较强的地方的医务人员。“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站住脚，怕被人家赶走。我们要走出去，从医疗、文化等方面援助人家，争取他们的支持。这从世界范围来说也是统战。”陈金容说。

　　查三代的政审

　　卫生部下发的通知中，对需要什么科室、哪个级别的医生、要多少等各项指标，都有明确规定。根据下达的任务，选拔首先在武汉市和省直医院中进行。

　　首先是挑业务，在各个专业里面选最拔尖的，学历以大学本科为主，多是主治医师、科主任。为了显示技术过硬，还采取高职低派的作法，主治医师派出去当住院医师用，年轻的外科医生当护士用。

　　然后是政审，条件是：没有港澳台关系；直系亲属没有历史问题，没有复杂社会关系；平时表现好，工作积极，没有出过医疗事故。“政审非常严格，要查好几代至少是三代，有一点点情况的都不行。什么都要有旁证。”陈金容回忆。

　　好多业务尖子政审不合格，政审合格的业务上又不是尖子，很难挑，只好放宽标准，开始几批出不去的，后来都出去了。

　　紧张而严格的选拔，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许多人接到通知时，离出发仅有3天时间了。

　　3月上旬的一天，湖北中医附院的检验士徐贤泽刚下夜班，就接到通知，让他赶紧去一趟人事科。时年29岁的他，已有11年的临床工作经验了。

　　人事科长冯庆余告诉他，准备出差。他问去哪里，被告知是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他一听就蒙了。

　　“我说，啊，出去搞么事？他说，去搞医疗队。我问去多久，他说，去半年，做一年准备。”现年78岁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冯庆余还告诉他，他们共送了3个人的材料上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很不容易”，并再三叮嘱他要保密。

　　3天后，徐贤泽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上简单几件衣服，去了武汉卫生局报到。走时，连他所在的科室主任都不知道，只有怀孕7个月的爱人为他送行。爱人很支持他，但要他给肚子里的孩子留下名字。他已经想好，说男孩叫彬，女孩叫文，取文质彬彬的意思。

　　3月中旬，第一批医疗队员从各地到北京集中，一共13个人。钱君琦带队，到位于王府井的出国人员服务部置装。每人发给置装费500多元，差不多是当时一个医生一年的工资。徐贤泽记得，是自己选布料定做衣服，一人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一件秋大衣、一套睡衣、两双皮鞋，还让他们买了箱子、挎包等。剩下几十块钱，他要上交，钱君琦说不用了，“我做主给你买件衬衣”。

　　在北京的半个月时间匆匆而过，每天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注射疫苗、学习“反苏防修”材料和最简单的法语日常用语。外交部礼宾司专门请了一位刚回国的大使夫人，给医疗队讲外交礼仪，怎么用刀叉怎么喝汤，女同志不先伸手就不能握手，上电梯女同志在前男同志不能挤，在外面喝酒不能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出发前，卫生部领导给他们开会，交代说，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派医疗队出国，任务艰巨，外面情况不熟悉，要做三种准备。“第一种，就是到那里扎下根，能够挺下来；第二种，挺一段时间，实在不行就撤回来；第三种，去了以后，情况异常，马上撤回来。”徐贤泽说。

　　扎根赛以达

　　4月6日，中国医疗队第一批13人，从北京出发，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在7天7夜的难熬旅途中，徐泽贤想，白求恩能做到的，他们也一定能做到。

　　对首次派出的医疗队，各地的中国大使馆都非常重视。到了莫斯科之后，大使馆来人把他们接进了使馆的招待所。徐贤泽记得，在使馆吃第一顿饭时，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第一句话就跟他说：“这里不定量，尽量吃。”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过，吃饭吃不饱，他身上都是浮肿的，“腿上一按一个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