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空饷为何屡禁不绝？

　　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监督机制，浙江永康自查、公布吃空饷者名单，就是一种监督。监督了，查了，至少可以让其中一些人感到害怕，感到恐惧。

　　又有吃空饷的新闻，这回是浙江永康市进行“效能革命”查出来的。前几天在永康当地报上公布了192人，时间最长的已经吃了23年。而这还只是自查上报的情况，永康市纪委书记蓝海英说：“有些单位以为我们‘走过场’，所以存在瞒报、少报。”这个县级市究竟有多少人在吃空饷，还不知道。

　　2008年，安徽砀山县成立“空饷办”（清理吃“空饷”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查阶段各单位上报吃空饷人员385名。最后这个县清理出了多少吃空饷人员，也没见报道。去年，山东金乡县查实吃空饷人员210人，湖南东安县查到吃空饷人员152人。2005年，江西于都县清查出462名吃空饷干部，四川南充市及辖下各县区清理出吃空饷人员2323人。这些信息说明吃空饷现象不是孤立的。

　　十多年前，有报纸曾经报道仅有35万人口的国家级贫困县宁夏同心有1.1万干部，其中包括不少“娃娃干部”“书包干部”，甚至四五岁的“学龄前干部”，此为“同心现象”。我一度有过错觉，以为吃空饷是落后地方的特有现象，这不仅是因为“同心现象”的报道，还因为曾有一种说法广为流行：落后地方除了吃“皇粮”，没什么别的出路，于是人们争着去吃官饭、吃空饷。现在，当然不能再这样想，全国很多地方都在争着吃官饭、吃皇粮，从公考大热就可以看出端倪。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也说过“优秀人才纷纷去当官”。吃空饷现象呢？也都差不多。

　　尽管如此，吃空饷现象在某些地方似乎更加猖獗。山西近几年各种古怪事情被曝较多，黑煤窑、黑砖窑、疫苗管理混乱、巨富数千万嫁女、小偷偷官官不报案等等。最近山西又连续被曝吃空饷事件。别的地方，吃空饷也就是吃空饷罢了，山西吃空饷还另有突出之处。文水县一名吃空饷人员，经商15年，又要当副县长；侯马市国土资源局一干部从未上过一天班，吃空饷9年。今年初，还有某县委书记之女挂名省疾控中心吃空饷读大学；长治公示官员提拔名单，多名“神童”在列，令人浮想连翩：到底是先前曾挂名吃过空饷，还是现在临时在假造履历？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各地吃空饷现象中，学校占很大的比例。教师离岗，继续领工资，或者领部分工资，留一部分由学校自行分配。不知道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是学校在解决收入低问题，还是显示了学校管理的混乱？无论怎样，学校和离岗教师是在合谋骗取财政拨付的工资款。学校成为吃空饷的重灾区，确属斯文扫地的事情。

　　吃空饷行为不是没有治理。2005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就布置年底开始在各省区市清理吃空饷。但7年过后，全国各地仍在传出吃空饷的消息。这是那一次布置没有落实，还是吃空饷已是割不完的韭菜？现在清理吃空饷，发现有吃了23年的，这表明清理可能并未真正落实。但我们知道，即使清理，也没有多少人会因为吃空饷受到惩罚，最多就是退款，然后不了了之。

　　也有很多人提出要严厉惩处，包括动用诈骗罪、贪污公款罪的罪名。但吃空饷是不是符合那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可能是一个问题。以诈骗来说，须有故意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但吃空饷这种情况应属少见，多数是离岗以后继续领薪，领薪者并未主动表达占有财物的故意，而是“被发薪”后未予退回，这跟诈骗并不一样，离贪污就更远了。当然。如果真的要以刑法来处置吃空饷，应当修正刑法，而非恨之所至，罪名类推。

　　吃空饷造成的公共资金损失虽然放在一个人身上不算太多，但蔓延成风，损失则巨大。无疑可鄙可恨。可是即使有了法条，我们还不能不担心法律的执行是否严格，以及法律是否失衡。现实中，官做得越大似乎治之越难。而我们的管治能力似乎也在降低，吃空饷这么猖獗就是一个表现，权力的缺乏约束也是一个表现。

　　看吃空饷时，人人痛切，我也一样。那么如何才能制止吃空饷呢？理想的方式，当然是道德教育。可是吃空饷的人多属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照理说，他们坐到现在的位置，受到的各种教育、培训（这其中自然包括道德教育、纪律教育、法制教育），肯定比一般民众要多，可为什么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照吃不误呢？道德教育显然不是灵丹妙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惩戒，吃空饷者除了退款之外，还应该进行纪律处分。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犯了错，是不是能够剥夺他们的曾有的身份呢？是不是能取消他们从位子上继承下来的待遇呢？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有监督机制，浙江永康自查并公布吃空饷者名单，就是一种监督。监督了，查了，至少可以让其中一些人感到害怕，感到恐惧。害怕了，或许就不敢再吃空饷了。

　　“摸着石头过河”改革的时代已逐渐过去，理性改革和决策问责的时代正在到来。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表示，当前推动改革比过去30多年任何时期都更加艰难，需要把政府为主的社会管理行为，转化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共治行为。

　　时事评论员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