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飙升 农民工称在城里打工不如回乡种菜

　　“我是谁？”、“我到底算哪里人？”发出这种痛苦自问的人，一定是身份迷失的都市打工者。日前，有广州的研究机构再一次将调查对象对准了农民工。调查显示，近一半农民工自认是“外地人”，有14.0%则认为自己两头不靠岸，既不是外地人也不是本地人，有8.6%认为自己既是本地人也是外地人，仅14.1%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绝大部分人认为，打工者融入广州太难！

　　抛开户口、学历、技能、职业、社会关系等等门槛不谈，打工者融入广州的第一个“拦路虎”当是高企的生活成本。他们是城市中“恩格尔系数”最大的一群人，打工所得几乎全部用于吃住这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扣除填饱肚子的必需费用，他们再拿不出钱来维系做广州人的体面与尊严。

　　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纵然是起早贪黑地劳作，手上也攒不了几个余钱。不少打工者意兴阑珊，萌生“退意”再赚不到钱，就要收拾包袱打道回府。安徽阜阳人刘新民(化名)一家就有这个打算。

　　蜗居 囧

　　四兄弟同租一间小房

　　一张床就住着一家人

　　“4月份的水费还是3元/吨，5月份就涨到5元/吨，不知这个月房东又要提价多少！”一见面，租住海珠区旧市头村的农民工刘新民就向记者抱怨。

　　15年前，刘新民南下广州打工。此后，他的三位哥哥拖家带口，陆续来广州投靠他。四兄弟八口人全部挤住在海珠区旧市头村一间4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们从事着最底层的工作：保安、清洁工，生活愿望是“裹得住”(方言，即收支平衡)。

　　水电费在涨，开销越来越大，刘新民说，在广州再赚不到什么钱，他就带老婆孩子回老家种田。“我们很多在广州的老乡都这样，孩子读到初中，就回老家去。在广州的花销太大了。”

　　刘新民和妻子租住的房子很是破败。那是典型的城中村，逼仄的小巷、低矮的旧屋，到处是房中房。在广州，这样的城中村还有100多个。房间白天也不见光，阴暗潮湿。刘新民一住就是十几年，即使房租从每月280元涨到了600元，他也对这个房子恋恋不舍。“在别的地方，很难找到这么便宜的房子了，很多都要一千多元。”他说。

　　三位投靠刘新民的哥哥也住到这套房子里，40平方米的面积挤住四个家庭共八个人。进门的“客厅”摆着两张床，另放三辆自行车。每一张挂着蚊帐的床，就是一个家庭生活的全部承载。两张床，分别住着大哥(大嫂在安徽老家)、三哥三嫂一家。还好挂着蚊帐，稍稍免却了一点点夫妻生活的尴尬。除了床与自行车，剩下的过道不足1米宽。其余两个几平方米大的小房间，各住着两家人：二哥二嫂一家及刘新民一家三口。房间里除了床和小方桌，再也放不下任何家具。四家人共用一个厨房，吃饭也是坐在床上吃。房子里有一股浓郁的霉味，天花板的电线交错，挂满衣服。如果所有人刚好都在家，人在家里几乎都走不动。

　　而距离刘新民所住的城中村，仅几分钟的车程，就能到达广州最繁华的地方。那里有高级住宅，豪华的江景一览无遗。入夜，璀璨的灯光映照着这个城市寸土寸金的一面。在刘新民当保安的小区，房价也涨到了3万多元/平方米的高价。

　　涨价 愁

　　水价涨了电价也要涨

　　生活成本是越来越高

　　女儿的出生，给刘新民一家增添了欢乐，也增加了负担。如今，8岁的女儿在一所民办学校读二年级，每年学费几千元。“公办学校很难进。不过就是可以进，我也不愿意让女儿去读。我不想让女儿跟有钱有势人家的小孩比来比去。”妻子黄炎(化名)不讳言自己的自卑，“别人都是有钱人，如果不是我老公要留在这里，我早就想回去了。”

　　一家人一直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黄炎一天只买两三元钱的肉，全给孩子吃。女儿身上穿的衣服，多是刘新民当保安所在小区的业主们送的。与几位哥哥比起来，刘新民的境遇其实并不算太差。他现在每月工资2700元；妻子给别人看车，每月也有1000多元的工资。从牙缝里抠出的钱，刘新民一家每年还能有约3万元的积蓄。而做清洁工的哥哥只有1000来元的月薪。

　　但刘新民是几兄弟中最辛苦的一个：工作实行两班倒，每天工作12个小时，一个月只休三天。因为赚钱不多，四兄弟都没有回家过年，每年给母亲寄去1000多元。只在农忙时，兄弟们会回家帮忙收割麦子。

　　近期，广州的水价涨了，电价也要涨。许多城中村的村民都收到了房东给出的涨价通知，刘新民一家也是。“房东告诉我们水价要涨到每吨5元钱，电价也要涨。”这让他很犯愁：一年下来，多交的钱就不是一笔小数了。他甚至想到了向媒体报料，只求能“躲过”这次的涨价潮。

　　记者了解到，目前许多城中村一般都只有一个总水表，由村委会或经济合作社对所辖区域里的用户进行供水管理并抄表收费。现时供水公司按照政府政策收取村总表的水费后，村里再向房东收取水费，房东再向租户收取水费。因为中间环节的存在，许多城中村用户缴纳的水电费远高于市价。在一些城中村，水价有的已涨到每吨8元。

　　赚钱 难

　　再呆上一段时间看看

　　不行就回乡自己种菜

　　被问及对这座城市的感受，刘新民谈不上来。他在广州没有太熟识的人，关系最好的还是一起来广州打工的老乡。来广州十几年，他和妻子还是不会说粤语。他们的女儿，也只是跟来自外省的孩子玩在一起。

　　刘新民确定的是，再在广州呆一段时间，如果再赚不到什么钱，他就要回乡。“广州的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物价都是翻倍的。我身边也有很多人，小孩只要念到初中，他们就带着孩子回老家，因为这里学费什么的太贵了。”他的愿望是，“回家自己种菜自己吃”。

　　虽然对故乡有着明确的“归去来兮”的愿景，但对于回到故土的生活，刘新民仍觉得并不明晰。“现在家乡只剩老人和小孩。家里的地越来越少，到我女儿这一代，根本就不分地了。我曾经想过召集身怀各种技术的回乡人开个工厂，但想到乡干部腐败和各种问题，计划 (来源：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