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现象”的叙事学观照

　　勿庸讳言，凤凰卫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面世以来，已为华语视听界书写了一则“有凤来仪”的神话。那对酷似太极图的金凤台标透过大气层电波飞入世界华人圈，重新唤起了炎黄子孙对神鸟的图腾崇拜。自然，气息炙烈的“凤凰现象”也成为电视理论界竞相开发的研究范本。稍加留意，我们不难发现，在色调明快的传播实践中，凤凰卫视节目呈现出鲜明的叙事性。《凤凰早班车》开一代“说新闻”之先河，《鲁豫有约》、《名人面对面》等讲述名人的故事，《锵锵三人行》更是将各类热门话题拿来“脱口一秀”。放眼望去，《时事直通车》、《有报天天读》、《娱乐串串烧》、《财金点对点》、《文涛拍案》等节目也都是“说风四起”，与“叙事”有着不解之缘。事实上，凤凰卫视正是将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构、知识与梦想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来建构起她独辟蹊径的叙事话语。

　　凤凰叙事的时空特质

　　法国叙事学大师托多洛夫曾将他的研究兴趣倾注于叙事句法分析。他指出：叙事话语与语句有着相似的范畴和结构。在他看来，一个单一的句子可以被看作是一篇微型的叙事文本，一个叙事文本的结构不过是一个极大的句子结构。这样一来，一个故事（叙事文本）最终可被浓缩成一个陈述句。比方说，《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最终可简化成这样一句话：安娜追求渥伦斯基的爱情而导致毁灭，而此微型文本又能让人们推演出整部作品的宏观结构。托多洛夫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可以以句法分析为切入点来触及叙事文本的深层话语结构。众所周知，在汉语语法中，一个句子通常由主语、谓语、宾语构成其主干部分，定语、状语、补语贯穿其间充当修饰成份。其中，补语是对谓语或动词进行补充说明的。这样，一个句子的基本语法范畴及其常见组合程式可归结为：状语（句首或句中）+定语＋主语＋谓语＋宾语＋补语。同理推之，如果我们可以将“凤凰话语”视为叙事文本，并浓缩成一个句子的话，那它又是由哪些语法成分构成的呢？笔者认为，凤凰独特的时空语境将当仁不让地充当此陈述句的句首状语。同时，在此时空状语的修饰限定下，整个句子也别具特色。

　　具体说来，凤凰叙事独特的空间状语是回归后的香港特区，而时间状语则是香港结束了其被殖民的命运后所步入的“后殖民时期”。作为全球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特区在亚洲区域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这一特殊地理位置又赋予了它更多的功能。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认为香港是个自由港，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上的自由，还有政治和言论上的自由，使身处香港的媒体能获得更多的自由话语权。同时，地处两岸三地、海内与海外之交汇点的香港也为凤凰起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打造沟通两岸三地、东西双方的枢纽。另一方面，1997年7月1日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以英国驻港部队撤离香港而告终。但随着西方世界“文化全球化”逻辑的日益膨胀，事实上，香港正佯倘于“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握手言欢”的后殖民时期。凤凰卫视正诞生于这一宏大的现实背景中。凤凰总裁刘长乐与国际传媒大亨默多克的结合成为媒体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其实，凤凰卫视是顺应当今电视媒体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作用的潮流，把握跨国传媒进入中国市场的契合点，力图在更高起点上谋求发展的一个融合范例。这也使“凤凰话语”从形式到内容都或隐或彰地呈现出上述的时空特质。

　　承上所述，我们可为上述句子填上其主谓结构。它们分别是“凤凰叙事人（各节目的主持人、记者、评论员等）”与“讲述”。直观而言，讲述的内容即句子的宾语就是一个个别开生面的凤凰媒介文本。那么，它们又秉承了什么样的特质与意涵呢？

　　凤凰叙事的文化意涵

　　凤凰成立之初，便为其涌动的激情找到了皈依的信仰，“开拓新视野、传递新感觉、记录新生活、创造新文化”，这一目标不啻是向世人宣告了凤凰叙事的主体意涵文化。

　　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叙事因素只有在相互联系与制约中方能产生意义。不言而喻，在一个微型文本句子中，任意句子成分都是在与其他成分的联系与制约中获得其存在的价值。联系前文中那个凤凰话语的微型文本，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宾语内涵的文化正是在句首时空状语的限定下，呈现出别样的风采。由于身处两岸三地、东西汇通的枢纽之地，凤凰不以任何单一的华人受众圈作为传播聚点，而是将“大中国”与“文化多元化”秉承为自身的行动逻辑。在这里，深厚传统的大陆北方文化，另类前卫的港台南方文化以及别开生面的西方文化熔为一炉，一并汇入凤凰的叙事模式中，从而烹制出一席风味各异的文化盛宴。一言以蔽之，凤凰是东西传播的联姻，南北文化的荟萃。事实上，这种文化理念在凤凰卫视的台标上也展露无遗。“凤凰”借凤与凰的阴阳交融，隐喻东西文化的互补及古今文明的整合。这种整合观也给世界华人视听区带来了文化愉悦。无疑，它也将现身于媒介文本层面，如《凤凰大视野》、《纵横中国》、《凤凰全球连线》、《中国邻邦大扫描》及2006年凤凰新推出的《秋雨时分》、《文化大观园》等节目无不浸透着文化的意涵。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恢弘的文化叙事运动中，凤凰人将其特立独行的叙事风格与叙事方式呈现于世人眼前，并最终引发了大规模的效仿热潮。试以新闻播报为例，陈鲁豫的《凤凰早班车》以充满人情味的“说新闻”方式成功开创了主播新流派，其口语化风格更是得到如潮的赞誉。凤凰卫视又进一步将此风格推广到《时事直通车》、《小莉看世界》中，并形成其频道文化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此外，在新闻播报中引入娱乐化因素，以另类风格打通新闻与娱乐的现实阻隔，也成了凤凰叙事的又一特色。如由窦文涛掌勺的《锵锵三人行》，主持人以城市“文化通”的面目出现，在活泼、俏皮和谐谑的气氛中营造出时下流行的文化品味，整个谈话充分展示了原生态的鲜活话语。又如一身布衣，一袭马褂，说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的凤凰三老之一的杨锦麟，使《有报人人读》印上了鲜明的“杨氏风格”。他言词犀利，幽默风趣，嬉笑怒骂，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播音方式，将原本平淡的读报资讯节目做得十分出彩，深受观众喜爱，被称为电视版的《参考消息》。《相聚凤凰台》的主持人柯蓝和吴大维，由于主持娱乐节目经验丰富，以影视圈行内人的敏锐触角解读娱乐新闻，已经逐步成为娱乐势力的核心。“说新闻”作为一种创新的播报形式，使电视新闻从严肃正统逐步转向通俗流行。当然，细心梳理，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类节目大多在各种话语技巧的外衣下隐含着“去教化中心”与“去精英中心”的叙事策略，这也同后现代的解构之风遥相呼应。

　　凤凰叙事的民族话语

　　如果我们再次回归前文中的陈述句，另一个重要的宾语就会凸显出来，那就是叙事者在对谁叙事？凤凰卫视自其立台之初，就树立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拉近全世界华人的距离”的理念。如今，这一铮铮誓言已随着“凤凰冲击波”撒向全世界黄皮肤、黑头发、说汉语的华夏子孙。凤凰正是利用其流动的图像构筑了一个面向全球的“华人视听区”。在当今民族话语日渐被“全球化”逻辑侵蚀殆尽，人们因此而失去方向感的时代，凤凰卫视让世界华人重新找到了自身的方位感和归属感。2002年，凤凰卫视《唐人街》剧组踏上寻访海外华人的征途，此节目正是凤凰卫视对“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具体实践。

　　把全球的华人作为自己的言说对象，这一受众定位直接影响到叙事的角度，民族话语建构的基石无疑是华人视点的确立，更确切地说，就是以海外视角来看中国，以华人视角来看世界。凤凰这一视角的选择也基于其相对复杂的身份，对内地而言，它是一个外部媒体，因为身处香港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使凤凰得以对中国大陆事务保持一种远距离的审视，并提供不同于内地的多元解读。但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西方“他者”的凤凰又属于中国的范畴，所以凤凰对国内事务的报道也秉承着其“中国人的媒体”的身份认同。这样，凤凰就给观众提供了一面镜子，在这个镜子中，中国内地观众得以看到海外人士怎样看待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而中国之外的观众也能够看到它所展示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同侧面。而相对西方媒体而言，凤凰是一个华语媒体，也是东方媒体，处在英语媒体中心的边缘。凤凰的华语媒体身份决定了她必然从民族立场出发，即从华人立场出发来观察世界，并向世界发出华人的声音。1999年，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两位中国记者不幸遇难。凤凰一连五天推出名为《中国可以说不》的连续专题报道，奏响了民族的最强音。

　　仔细推敲，我们发现凤凰卫视善于在时间之流中建构民族话语。将凤凰的叙事文本粗略分类，其常见的话语时态是过去时与现在时。《口述历史》、《纵横中国》等关注历史类的系列节目属于前者，学者高小康指出，“过去时态意味着记忆，通过记忆而展开的世界使人的生存活动在符号层次上向过去延伸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凰以其独特的方式传承并建构着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在某种程度上使每位华人都获得其身份认同华夏子孙。另一方面，以新闻立台的凤凰卫视，从总体上说，其时态又是现在时的。如今，随着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新闻的进行时态得以不断强化。投射到世界各地的凤凰视线使观众仿佛置身于永恒的当下和永恒的变化之中，随时体验新闻资讯的鲜活。这在《凤凰全球连线》、《华闻大直播》、《时事直通车》等节目中体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对过去与现在双重叙事时态的灵活运用，凤凰卫视也在向世人建构起其潜在的“未来话语”：有着五千年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正逐渐跟上世界步伐，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行文至此，我们将给前文中尚未完成的陈述句填上它的“补语”以为其划上完美的句号。这个补语就是：凤凰卫视用其十年的奋斗历程书写了华语电视界的奇迹。“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昔日的雏雀如今已成为翱翔九州的金凤。然而，在文本更广阔的空间中，我们还要打上一连串寓意深长的省略号，期盼着这只展翅高飞的凤凰将会越飞越高！

　　原载传播学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