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十四年”还是“八年”？

　　编者按:2009年9月7日至9日，“战时国际关系——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四次会议”在重庆召开，来自美国、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学者会聚一堂，集中梳理了中日战争时期国际关系的脉胳，并就当时各国之间的外交角力进行深入探讨。本刊执行主编特别采访了本次会议的轮值主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副主任章百家先生。

　　刘志平（以下简称刘）:尊敬的百家主任，我们知道，“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已经举行了三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举行的，主题是战时中国地区问题，包括国统区、中共抗日根据地和沦陷区等;第二次是2004年的夏威夷会议，讨论战时军事战役问题;第三次会议于2006年在日本箱根举行，讨论战时教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本次会议是第四次，主题是战时国际关系。您曾参加了第二次研讨会，又是本次会议的轮值主席。请问，这次会议为什么选择在重庆举行？

　　章百家（以下简称章）:这次会议的地点选在重庆，是一件顺理成章和两相情愿的事。按照项目计划，这次研讨会轮到中方主办。在国内，举办关于抗战的重要学术会议，一般的选择就是北京、南京、重庆这三个地方。这次会议，中方主办者的主要考虑就是要找一个不仅能代表抗战时代，而且能反映会议主题的地点。重庆是战时中国的首都，不仅国民政府在这里，还有八路军办事处以及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这里，是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中心。这是我们选择重庆的主要原因。另外，许多外国学者也没来过重庆，非常愿意到这里来看看。

　　从重庆的角度来讲，这里不仅是历史名城、中国抗战的战时首都，而且今天是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大都市，需要进一步提升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去年，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的中方发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先生找到我，说起要在中国召开第四次研讨会的事。恰巧，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勇同志也来找我，说重庆近来正在做“抗战大后方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项目，希望联络各方，共同加强抗战史研究。这真是个难得的机会。经我介绍，双方见面一拍即合，确定这次会议就在重庆举行。

　　刘: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日战争的研究由来已久，您认为就中日战争期间的国际关系进行共同研究有什么新意和价值？

　　章:的确，二战和中日战争都不是历史研究的新题目，有关研究在二战结束后就开始了。不过，在很长时间，这方面的研究是由各国分别进行的。我们知道，不同国家的学者在看同一段历史时，眼光总会有某种局限性。特别在冷战时代，世界分成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烈，研究所受的局限不免会更大一些。冷战结束后，国际共同研究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各国学者首先在冷战史领域开展合作，随后，其他一些专题史也采纳了这种合作研究的方式。

　　我们这个项目的新意和价值首先在于推动了对中日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通过共同研究这个平台，每个国家的学者都可以向其他国家的学者介绍本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成果，相互了解对这段历史的认知。而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之间的碰撞、沟通，又有助于新观点的提出和形成。共同研究可以是双边的，也可以是多边的。我们这个项目是多边的，学者们用一种多国的或全球的视野来重新审视这场战争，这就突破了以往分别研究的局限性，有助于求得对这段历史更客观、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和解读。

　　刘:从这次召开的会议来看，“中日战争国际研究”有什么新成果吗？

　　章:有没有新成果是我们衡量会议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我想，回答是肯定的。概括地说，这次会议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各国学者形成了一些共识。从提交的论文和讨论的情况可以看到，有一些比较宏观的题目不少国家的学者都在做，比如关于这一时期中国、美国、日本、苏联等国的相互关系问题，各国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谈自己的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基本看法里有差异，但也有相当多的共识。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我们就能知道哪些观点可以被称之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看法。

　　第二是对一些问题的研究比以前深入了。例如“中国对日宣战问题”，为什么刚开始不宣战，后来才宣战？一位日本学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宣战与否是一个基本史实，但史实背后是什么呢？他的文章有两个地方很有意思，首先是他对中国方面的不宣战的理由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中国学术界的传统看法是，国民政府不愿宣战是想搞对日妥协。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新的研究中注意到，国民政府不宣战主要是担心美国启动“中立法”。因为“中立法”规定美国不介入他国之间的战争，一旦宣战，美国对开战双方都不再进行商业往来，而战时中国，很多物资都需要美国提供。此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没有再深入，而这次会议有了新进展。这位日本学者根据新史提出，除“中立法”的影响之外，国民政府还考虑了其他几方面因素，如侨民、租界等，宣战以后对这些方面都有不利影响。国民政府判断，宣战实际上对中国不利，而对日本相对有利。这个研究就比我们又深入了一步。同时，这篇文章还分析了中方学者几乎没有涉及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日本为什么也不宣战。按照国际法规定，日方一旦宣战，中国不宣战也得宣战。但事实上，日本因“中立法”的原因也不愿宣战。通过这种国际共同研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就深入了、全面了。这个例子很典型地说明开展共同研究和交流的意义。

　　最后，与会学者也研究了一些新题目，带有开拓性。我注意到刘晓原教授的《重塑中国的形状:二战期间美国的战略思维与中国的少数民族边疆》，这篇文章研究了抗战期间美国对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看法。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抗日战争对中国边疆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这是以往抗战史研究中很少涉及但却是非常大的问题。从清末开始，中国处在一个从传统的封建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期，这个过程十分曲折。中国传统的边疆体制——宗藩制度，在清朝末年被西方侵略打破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普遍的边疆危机。在中国边疆趋于固定的过程中，抗日战争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涉及了新疆地区、西藏地区和内外蒙地区。这方面研究还有待开拓，有大量工作要做。

　　刘:说到这里，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中国抗战史研究的基本情况？

　　章:国内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总的应该说在国际学术界是最深入的。抗战史研究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老题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讲抗日战争。不过，在改革开放以前禁区不少，许多问题讲得比较片面。比如正面战场只讲一溃千里，国共关系主要讲国民党的反共高潮。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学者们解放思想，打开禁区，抗战中的各种问题都得到研究。比如，关于正面战场的抵抗，国共之间的合作，对国民政府的评价也趋于客观。这时，不仅对战时中国内部的情况进行研究，还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对外关系。此外，还有抗战文化研究等等。到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就出现了一大批成果，各重要方面的主要结论到那时基本形成了。当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都研究了、解决了。我个人的看法是，现在对抗战史研究的大观点基本没有超过那个时候。当时，一批长期致力于抗战研究的老先生在做这件事，那是他们的学术顶峰。后来的年轻学者像这些前辈那样投入那么多精力来从事这项研究的不多了。

　　以后这十多年，抗战史研究的地位没那么显赫，但也有些进展很值得关注，特别是其中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国内研究越来越多地涉及战争暴行，比如大轰炸、细菌战、南京大屠杀等等。另一个方面就是开展关于中日战争的国际研究。我认为“中日战争”这个概念涵盖的内容比中国的“抗日战争”这个概念更宽广。如我们在这次会议上所见到的，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已经吸引了不少中外学者的参加。通过共同研究，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学者的观点越来越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和承认。

　　刘:您是否能谈谈对近年研究战争暴行的看法。

　　章:关于战争暴行的研究，过去我们不太重视，甚至比较回避。我们过去更多地强调战争的正义性，而忽略了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也需要研究。它不仅有利于揭露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也有利于今天维护世界和平。不过，研究战争暴行一定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否则就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我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谈到欧洲人和中国人在看待战争问题时态度上的差异。我们知道，20世纪初欧洲已进入了现代社会，欧洲人自认为是很文明的。但两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欧洲引起的，战争的惨烈程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两场战争对欧洲人心理上的打击巨大，特别是二战以后，欧洲人就反思，战争为什么会发生？长期以来，欧洲的反战情绪特别强烈，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潮。欧洲人十分重视揭露战争暴行，但他们已超越了对战争残酷性本身的认识，更多地体现为从人道主义出发来思考战争问题。人们关注的重点是怎么防止战争的发生，怎样弥合战争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造成的创伤。

　　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很不一样，通过抗日战争，中国的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增长，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抗战结束后，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又建立起新中国。所以，中国人对战争的感受跟欧洲人很不一样，比如，我们特别强调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这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忽略了对战争残酷性的认识和研究。今天，我们研究战争暴行问题时可以借鉴欧洲的一些经验，可以吸取他们思考中的有益成份。

　　刘:我曾有幸认识南京大学的张宪文先生。张先生曾谈到抗战研究还有很多领域我们还未涉及。比如，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变迁的重大影响，又如汉奸现象等等，国内学界研究不多。我记得去年在北京学习的时候，您讲过这样一个观点，党史研究不仅仅要研究党的历次会议、决定，重要的党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还要研究下层社会，因为历史的变动必须有上层与下层的结合。那么，抗战史涉及到对底层社会的研究了吗？“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第三次会议的主题是“战时的教育、文化和社会”，是否反映了这种研究趋向？

　　章:抗日战争无疑对中国社会的变迁具有重大影响，不过，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的确比较薄弱。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习惯于或偏向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从史学发展的趋势来看，社会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在中国开展这方面研究还存在不少困难:一是社会学基础薄弱，基本是改革开放后重新建立的新学科，社会史研究也是从那时才起步的。二是社会学和社会史研究难度大，被称为“社会科学里的重工业”。它要靠大量的社会调查、要对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这种研究没有钱、没有人、没有资料的积累根本干不了。三是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速度太快，而各个时期留下来的统计资料却很有限，这些有限的数据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不管怎样，开展社会史研究很重要，如果缺了对社会运动和社会底层的研究，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就缺了一大块。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项目在拓展研究领域方面也做出了一些尝试。如第一次在波士顿召开的会议就讨论了战时中国不同地区的情况，其中关于沦陷区就是以往研究得比较少的。再如上次箱根会议就较多地涉及了社会发展问题。此外，还有人物研究问题，包括汉奸也需要研究。总之，中日战争史虽然是个老题目，有关研究已经很多，但仔细想想，还是有很多题目值得我们去做。

　　刘:国内史学界关于抗战的时间问题有两种观点，一是“十四年说”，一是“八年说”，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章:这是个可以讨论的学术问题。过去的说法一直是“八年抗战”，也就是从1937年芦沟桥桥事件至1945年抗战结束。近年一些学者提出“十四年抗战”，主张抗战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因为从那时起中国人就进行了抵抗。我个人还是倾向“八年抗战”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更准确。一个基本的史实是，直到卢沟桥事件之后，中国才进行战时动员，整个国家才进入对外战争状态。而“九一八”事变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并没有进入对外战争状态。从1931年到1936年“西安事变”之前，蒋介石的基本态度是“攘外必先安内”，中国两支最重要的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还在打内战。这次会议提到一个概念，即“15年战争时期”，这是就日本讲。因为日本人一直在琢磨怎么侵华，从1931年起日本的战争机器已经开动起来。但是，中国人刚开始的抵抗是很被动的，断断续续的，很难被看作是国家行为。当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想通过妥协维持现状，推迟战争爆发。中日战争进行了14年，但中国方面前6年只能说是“局部抗战”，转折明显地发生在“七七”事变之后。

　　刘:章主任，您的谈话使我们对这次会议和抗战研究的一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谢您在繁忙的会议期间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