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组图)

　　一张数百名中国平民的尸体漂满江面的照片触动了华裔作家张纯如。1997年，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出版，迅速跻身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冠军。该书改变了许多人看待二战亚洲战场的视角。但写作该书带给张纯如巨大的心理压力,2004年，张纯如开枪自杀。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耗费6年写成回忆录《张纯如：无法忘却历史的女子》，呈现了女儿36年的人生。

　　尽管在写她的第一本书时，纯如与我们谈到过许多关于下一本书的选题构想，但动手写《南京大屠杀》的决定却来得十分突然。那是1994年12月。正如纯如后来在书中描述的那样，1994年12月13日，参加在加州库比蒂诺举行的一次会议时，她下定决心去书写历史上最残忍的这一篇章。那年11月，纯如听说，一部描述中日战争和日本军队30年代犯下的战争罪行的纪录片在获取资助时遇到问题。她对此十分好奇，然后联系了几个与这一项目有关的人。她被告知，在库比蒂诺将举行一次与此相关的会议。他们对他说，如果纯如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她可以去趟湾区，参加会议。纯如当时不仅在寻找新书的题目，也对这段历史极度感兴趣。她从小就从我和绍进这里听到大量关于中日战争的故事。当时的时机也正好：她刚刚完成钱学森的传记。

　　会上展出了30年代日军侵华期间拍下的许多反映日本战争罪行的照片。纯如在书中写道:“尽管孩提时代我就听到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事情，但却从未作好准备看到这些照片被砍掉的头颅，被割开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强奸者强迫着摆出各种色情姿势，她们的脸扭曲变形，带着让人永远无法忘记的痛苦和耻辱表情，所有这些都毫无遮掩地呈现在黑白图像上。”纯如接下来写道：“在这个极度痛苦的时刻，我醒悟到不仅生命是脆弱的，人类的经验本身也是脆弱的。”她后来在电话里告诉我们，她必须把南京大屠杀作为下一本书的题目。这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也是受害者们应得的公道。

　　1998年，《南京大屠杀》一书出版后，一名日本记者德留绢枝(Kinue Tokudome)采访了纯如：“为什么你决定写这本书？”

　　纯如回答说：“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我父母讲述的南京大屠杀就令我震惊。他们告诉我，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屠杀了数十万计的中国平民，甚至连小孩也不放过。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去图书馆试图了解更多细节，但却找不到一星半点儿与此相关的信息。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在市里的公共图书馆里，在我的世界历史教材里，什么都找不到。更糟糕的是，我的老师们居然对这件事一无所知。”

　　“这件事在我的记忆中作为一个问号存在了许多年，直到1994年我在图片展上看到相关的照片。那些照片之恐怖激发了我写这本书的念头。”事实上，在那之前，纯如一度认为，我们在向她讲述那些陈年旧事的时候，或许夸大了1937年到1938年发生在南京的事。

　　在那次库比蒂诺会议上，纯如了解到，直至当时为止，还没有一本用英语写成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专著。她还了解到，许多美国传教士、记者和军官都曾在日记、电影或照片中记录下了他们的见闻，而这些都保留在档案馆和图书馆中。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简称史维会）和湾区一些热切关注这段历史的活跃分子的帮助下，纯如马上被介绍给东海岸的一些活动家。她想到要去华盛顿特区的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找相关材料。

　　1995年1月4日，我们飞往洛杉矶看望绍进的父母，然后开车到圣巴巴拉看纯如和纯恺。这几乎成为每年圣诞节后的某种惯例，因为现在两个孩子都不回家过圣诞和新年了。

　　纯如告诉我们，她准备到东海岸去几天。纯如1月8日那天动身前往华盛顿特区，当时我们还在洛杉矶。我们到家中后，我给纯如发了封电子邮件，问她是否安全抵达华盛顿。1月24日，纯如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的计算机回信说，她一切很好，只不过太忙，无暇详述。5个星期后，她于2月12日返回家中，等着她的是一堆至少有3英尺高的信件和包裹，其中包括她从东海岸寄给自己的大箱影印文件。耶鲁之行极为成功：她发现了大量素材。纯如说她还欠我们一封汇报这次旅行经过的长信，只要一有工夫就马上写给我们。

　　3月12日，纯如寄给我们一封25页的长信，讲述这次旅行的经过，这封信本身简直就可以扩展为一篇宏文。纯如描述了旅行中的种种细节，诸如她住过的房子、见过的人、每个人的特征。她说她之所以给我们写这样一封细致入微的长信，也是起到记日记的作用，日后提醒她那些细节。事实上，正如她以前说过的，这封信让我们全面了解了当时她的想法和她的生活。这是她为《南京大屠杀》一书收集资料时的忠实历史记录。

　　在这封信中，纯如提到，她于1月8日飞抵华盛顿，当天晚上11点30分找到李圣炎博士(Dr.S.Y Lee)的家中。

　　纯如描述她在华盛顿特区的生活：

　　我在李博士家住了一星期，睡在二楼的客房里。房间里有个木质写字台，上面有几本李先生夫妇特意为我准备的有关抗日战争的书，里面一些文章便是讲述南京大屠杀的。除了晚上，李先生夫妇很少能见到我，因为我几乎一醒来就一头扎进国家档案馆里去。

　　我惯常的一天是这样的：早上七八点钟起床，坐公交车到银溪火车站(SilverSpring)。幸运的是，李先生家对面就有一个公交车站。坐公交车去国家档案馆大约需要45分钟，而国家档案馆大楼早上8点45分开门。我上午在档案馆13层的军方资料区，查找有关文件，填写所需的各类报纸的存档索引卡片。接着，几十个大箱子被从档案架上取下来，放在小推车上，送到二楼的阅览室供我查阅。那里每周二、周四和周五一直开到晚上9点。我通常在那里一待就是一下午或一晚上，浏览文件，把那些和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贴上标签，尽快复印下来。

　　一天工作结束后，李先生在银溪车站把我接上。如果我工作到很晚，就必须靠他开车载我回家，因为公交车一定时间后就停运了。开始时，我为如此麻烦他而深感不安，但他坚持说没什么，因为他反正也没什么事做。此外，李先生还对我每天在档案馆找到的东西非常好奇，他很享受开车回家路上与我就抗日战争展开长时间的讨论。例如，他非常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为什么日本军人在本国时非常文明有礼，但到了国外却如此凶残。他相信，答案或许藏在日本的武士道历史中，在他看来，这种武士道文化几乎就是一种邪教。

　　纯如在耶鲁神学院图书馆挖掘出了很多文件和记录。当然，我永远都忘不了她在那儿给我们打来的那通电话。看完魏特琳日记后，纯如感动极了，当场哭了起来，并当即打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纯如说，魏特琳就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Secor)，和她一样，也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魏特琳的日记生动而悲伤地记录下了她在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校长期间所目睹的奸杀掳掠。因为她令人敬仰的勇气、人道主义和坚持，魏特琳在安全地带庇护了上万名中国女性和儿童，使得他们免受日军的奸污和凌辱。然而，在魏特琳于1940年返回美国后，她因为身体极度衰弱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自杀身亡。或许是因为魏特琳是一位如此勇敢的女性，或许是因为她也和纯如一样，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这引起了纯如的强烈共鸣。不管怎样，在后来的几年中，纯如反复提到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故事。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打来的那次电话里，纯如告诉我们，她希望在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完成后将魏特琳的日记出版。魏特琳所经受的折磨和最终自杀的结局深具悲剧性，她的生平事迹一直在纯如心史萦绕不去。魏特琳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之一。

　　纯如在东海岸待了5个星期，成果斐然。她说她拿到了许多素材，可能将来得花上几年的时间才能好好消化。

　　在此期间发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纯如与苏珊·拉宾娜在纽约的见面。纯如跟苏珊提到打算写一本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书。纯如告诉苏珊，她非常想写这本书，有必要的话甚至甘愿自费出版。苏珊问起南京大屠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纯如想写一本与此有关的书？甚至连苏珊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这让纯如越发想要把这本书写出来，告诉世界更多真相。纯如向苏珊描述了她在图片展上看到的那些照片，还有她在国家档案馆和耶鲁大学图书馆收集到的资料。苏珊迷上了这个故事，要纯如马上写一份图书选题计划给她。

　　纯如后来对一位采访者说起她对写这本书的热情：“我是在非常愤怒的状态下写出《南京大屠杀》的。我不关心能不能赚到钱。让整个世界知道1937年发生在南京的那些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刚从纽约返回，我就给纯如打电话。听说她好多了，我立感如释重负。她说她已经采访了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现在忙着把采访录音和录像整理成电脑上的Word文档。她在南京请了个翻译帮忙将幸存者的中文采访内容口头翻译成英语。尽管纯如可以听懂幸存者的一些话，但南京方言还是令她无法全部明白。纯如说她非常努力地工作，如果没什么大事发生的话，她几乎没有时间给我们打电话。

　　纯如跟我们讲述了她采访幸存者的进展：“每个我见到的幸存者都极其渴望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每个采访都要花上几个小时，用录像带录下故事的细节。一些人在采访时情绪过于激动，甚至流下泪来。但所有这些人都想在死去之前讲述大屠杀的事。”

　　当她发现所有这些幸存者都住得很差的时候，纯如的心碎了。她深为这些受害者鸣不平，表示写这本书既重要又急迫。她还告诉我们，她希望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律师，这样就可以帮助这些贫苦的受害者在国际法庭上讨回公道。纯如说，幸存者的证言以及目击者的叙述已经证实了她所读到的那些档案文件的准确性。

　　与此同时，我也获知，纯如和她的向导前去查看南京郊区的大屠杀现场时，被蚊子咬了一身包。她说那些行刑场现在遍布荒草，早已荒芜，虽然其中一些立有纪念铭牌。当纯如回到自己的房间时，她发现腿上满是红肿的蚊子包。它们实在太痒了，她晚上根本睡不着觉。我很担心她会得上疟疾，于是马上跑到疾控中心的网站上查看，中国是否是疟疾疫区。幸运的是，南京不在疟疾危险区内。但纯如很后悔没听我的建议带上驱蚊剂。

　　我试图想象纯如在电话里告诉我的情景。在南京的炎炎夏日之下，她和向导一起走进南京郊区的荒草丛中，寻找那些有标记和没有标记的屠场。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和T恤。那是一个热得不能再热的下午。当她看到刻在石碑上的死亡数字和日期，想到无辜的中国人就是在这里被屠杀然后被遗忘，巨大的悲痛涌上心头。纯如和向导看完遍布南京郊区的大小行刑场后，已经是傍晚了。站在无名遇难者的石碑前，看着西边美丽的落日，纯如陷入了沉默。晚风拂过她的长发，悲哀吞噬了她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