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支教，帮扶还是添乱

　　支教可以近在眼前

　　与众多“昙花一现”式的短期支教不同，复旦大学公益社团“远征社”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和叶氏路孩子们的长期联系。叶氏路距离复旦不远，沿路居住着众多在复旦打工的农民工家庭。

　　复旦学生与农民工子女结缘

　　一个星期日早晨，飘着小雨，校园里人烟稀少。光华楼东辅楼前搭起了活动的顶棚，地上凌乱地铺满了海报、纸张、颜料和画笔。“关爱叶氏路”农民工子女活动在当天举行，活动的内容主要是“远征社”的社员和他们一对一辅导的孩子聚会交流，鼓励孩子们在环保袋上画画。

　　颜料、画笔、白色的环保袋全部由“远征社”准备，孩子们需要做的是用手中的画笔画出自己想要的图案。“远征社”的考虑十分周到，甚至带来了画画的样图，有较小的孩子已经照着样图上的卡通头像在自己的环保袋上涂画。

　　胡剑，作为“远征社”的社长，此刻正在人群的外围远远观望，偶尔叫几声自己辅导的孩子：“展静，小心，不要拿着画笔到处跑。”而正在食堂门口草坪上奔跑的男孩听到喊声，停下来应了一声。

　　“远征社”的诸多活动中，为叶氏路的孩子们辅导功课是重要内容。每周两小时的辅导，已经使社员和孩子们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有孩子画完跑到与自己结对的社员面前问：“姐姐，看我画得好不好？”而被“遗忘”的孩子母亲则站在一旁笑道：“孩子们很喜欢这些哥哥姐姐。”

　　从安徽来上海打工的胡兰一边拿面包给孩子，一边提醒道：“除了自己吃，还要给谁吃？”奶声奶气的回答传过来：“还要给哥哥姐姐吃。”随即，孩子拿着面包开心地跑开了。

　　“我们都没什么文化，孩子问我们题目也不会，以前只好问隔壁邻居家的孩子。现在好了，每星期都可以问大哥哥大姐姐。”胡兰说，“每周日下午是‘远征社’的辅导时间，我女儿可高兴了，每次一到时间就奔下楼，喊着‘姐姐要来啦’。”

　　我的努力或许可以改变他们

　　现场活动结束后，胡剑和他辅导的孩子展静拐入那条狭窄的叶氏路，去复习新一周的功课。一路上，展静只和熟悉的玩伴打打闹闹，而面对陌生人，则用胆怯而防备的眼神打量着，一言不发。

　　“他很孤僻，有点自闭，”胡剑轻声介绍，“他妈妈只有小学文化，平时很少管他……”展静似乎听见了我们的谈话，从前面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一眼，又继续往前走。

　　“他已经改变不少，”胡剑继续道，“我们来之前，他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听别人说话。现在，至少会有礼貌地听别人讲话。”

　　在“远征社”呆了两年多的胡剑可以明显地看到孩子们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发生的改变。“我认识叶氏路上所有的小孩，他们中间有一些是迷迷糊糊，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而有一些则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反而更加奋发图强的，有很大的理想。我的努力或许可以改变他们，这种信念支撑我坚持到现在。”

　　有一次一个孩子问胡剑，可不可以带他们去孤儿院看看那些孤儿们，给他们带去温暖。胡剑深受感动：“孩子们的想法很单纯，你关心弱势的我们，我们关心更加弱势的他们。”

　　而胡剑负责的展静是这群孩子中不太一样的，他的孤僻与自闭使得在他身上的改变与进步显得尤其缓慢。“他的回应还是很慢，进步很小，这是我早就料到的。其实远征社本来就没有期待很多。”胡剑并不觉得失望，“我记得有一个社员搬去张江校区之前对她辅导的孩子说，‘我不指望你以后升官发财，只希望你走上正道’。”

　　因为“远征社”，胡剑变得温和了许多，整天笑眯眯的。“走在校园里，走在路上，会碰到学生的家长和你打招呼，碰到小孩子拉你一起玩，你会从中真切感受到自己建立的一种社会情感关系。”从孩子和他们父母身上，胡剑学到的是单纯的处事之道。

　　胡剑并不觉得自己有任何的道德优越感，尽管身边有做有偿家教的同学，做比他轻松许多的事，拿不错的薪酬，但他们从来不去说服他做有偿家教，也没有嘲笑过他，“我想，在复旦，毕竟还没有人敢挑战梦想这回事。”

　　有坚持，也有放弃。不少社员退社，最多的原因是“学业繁忙，无法兼顾”。也有一些社员坦言，他们觉得去做志愿者、去做环保的作用比呆在“远征社”更大。胡剑并不想指责那些“现在看起来有功利心”的人。他反问道：“如果他追求事业，追求名利，到一个境界之后，再反过头来回报社会、造福社会，他们的力量一定比我大得多，那我怎么能指责他们呢？”

　　随着学业推进，毕业逐渐临近，胡剑的生活也变得愈加忙碌，但他依旧会抽出每周两个小时去辅导那些孩子。“你的生命中，肯定也会有一个只有一面之缘的人，他曾经给过你温暖，你想起来就会觉得很感激。”胡剑这样解释他为孩子们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