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访“黑保安”与上访者他乡相逢 或皆为受害者

　　南都记者孙旭阳王星发自河南、北京

　　小明现在蹲在家里，每天打十几个小时的《穿越火线》。付家村是一个山村，像他活得这么滋润的人可不多。在这个比赛谁先把谁杀死的游戏里，他攒下了数以十万计的分数，刷得一堆镀金的刀枪。从来不花钱买装备，是他的自豪之处。他甚至不顾母亲的劝阻，坚持要打完手头这一局，再跟进屋的记者说话。

　　他刚满18周岁，在家里还被看做一个孩子。而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的审判庭里，他却是一起非法拘禁案的10名被告人之一。

　　7个月前，小明还是一名“黑保安”，在北京靠暴力截访为业。他和9名同伙都是河南省禹州市的农民。案发前，他们没人知道自己正涉嫌犯罪。“帮政府办事”，一度成为他们家庭的骄傲。

　　然而，在他们被诉诸审判后，禹州市政府公开声明与此事无关，这让涉案的农村家庭陷入了恐慌和愤怒。之前，他们认为被截访的上访者都属于无理取闹。现在，他们也试图进京上访，去讨一个说法。

　　尤其对小明等3个涉案时尚未成年的人来说，还没走上社会，就身背刑事指控，如果再被判刑，在农村，这至少意味着他们以后很难找到一个好媳妇。这比坐牢更让父母无法接受。

　　“2号院”

　　从北京东四环的四方桥向东行，大约4公里处可见王四营桥，右转向南一公里，就是王四营乡双合村。村子附近的几个批发市场，吸引了大量外地人在此落脚。当地村民把自己的庭院加盖房屋后，租给外地人。在这个流动人口超过本地人口4倍的村子里，没人会注意邻家大院里发生了什么。

　　直到今年5月2日上午，北京警方从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里带出20多名河南人，部分村民才隐约听说，这两个院子原来是传说中的截访“黑监狱”。第二天，有10名河南禹州农民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一个月后，他们中的8人被逮捕，其余的两名未成年人被取保候审，回到禹州付家村的老家。至今，他们都经历了两次庭审。

　　“我要是再差个两分钟，就没事了。”小明说，警察来时，他正带着几个上访的外出放风。待回到院门口附近，见有数辆警车停靠，还没转身，一个警察朝他招招手，他乖乖地走过去。

　　而按照报案人金红娟和贾秋霞的说法，她们当时带着警察，正发愁找不到那个曾拘禁她们的“黑监狱”呢，几个黑保安押着几个上访者返了回来。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调查，今年2月，河南禹州付家村农民王高伟出资承租了双合村126号院和102号院，由同伙付朝新雇用至少九名老家农民看管河南籍上访人员。根据当事人的描述，126号院被称为“1号院”，与其相距300米的102号院被称为“2号院”，月租都在3000元左右。几个月来，至少上百名上访者曾栖身这两个院子。其中，“2号院”的住客中，包括报案的四名禹州女上访者。

　　这四人回忆说，当跨进“2号院”的一扇防盗门后，她们失去了自由，也没有了时间。她们被困的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暗的灯泡，手机被收走，她们只能靠三餐来勉强推测斗室外是白天或黑夜。她们的早饭和晚饭是馒头咸菜，因为没有稀饭而难以下咽，午饭则一般是面条。

　　4月27日深夜，她们被王高伟的手下从久敬庄的信访接济服务中心接到双合村。“我们反抗，就被打了”，宋雪芳说，在那辆白色中巴上，反抗最厉害的金红娟被掀起上衣蒙头，上身仅着胸罩被抽耳光。她听出打人者中有禹州口音，就劝他们别打了，“这个女同志都能当你们妈了”，没用。

　　和其他几名上访者一样，宋雪芳指认李玉柱(河北涿州人，未归案)和小明打得最凶。小明则否认了此事，“我坐在副驾驶上就没动，不知道她们为啥咬着我不放。”在受雇于王高伟前，小明曾在郑州做过两年搬运工，人小力不亏。

　　双方都证实存在这场冲突，但描述不一。不过，这成为“1号院”和“2号院”被端的导火索。4月29日晚，宋雪芳等禹州上访者被送往老家。翌日，在禹州高速路口，各单位和办事处的信访干部，“一手交钱，一手接人”。

　　5月2日，四名上访者又回到了王四营乡双合村，拨打了110，救出了另外10名上访者。

　　“为政府做事”

　　在派出所里，“1号院”和“2号院”的黑保安们被关了起来。隔着一层铁窗，上访者和他们互相瞪眼。这是一次双方心情各异的重逢。一个年轻的黑保安声称，他们很快就会被放出来。

　　但这次不同往日。被警方控制的第二天，10名黑保安全部被刑事拘留。一周之后，他们的家人陆续接到来自北京市警方的拘留通知书。

　　他们顿时成为村里谈论的焦点。“我都快活不下去了。”黑保安王世磊的母亲说，孩子刚被抓，她只听到“出事了”，打电话也不通。涉案的其他黑保安逃回村里，却也知道得不多。大家都在猜测中度日。

　　有人去禹州市信访局问，得到的回答是，政府一直在协调，10个人将很快放出来。但家属们从5月初等到12月初，却等到网上曝出10人被判刑的消息。家属们又重新聚在了一起，女人们在哭，男人们在商量，直到一筹莫展。

　　根据家属的讲述，这些黑保安进京，一开始说好的工作都是“当保安”，月薪1800元。“他们说我们先帮政府看看上访的人，等形势松了，就介绍我们进高档小区当保安，工资一个月两三千块。”小明说。

　　小明之所以信任这个承诺，是因为招他去的人，是村委会会计付朝新，而小明的父亲是村里的电工，算是半个村干部，彼此很熟悉。而50岁的付朝新之所以帮42岁的王高伟招人，是因为王是他的远房外甥。在禹州的农村，出外谋生，大家习惯亲戚串亲戚。被诉黑保安王壮壮，则又是王高伟的外甥。今年4月份，王壮壮赴京前，又拉上了17岁的同学小龙。

　　这份月薪1800元的工作，因为管吃住，没有进厂辛苦，又在“为政府做事”，曾经还是一份挺不错的工作。已成年的从略，拿三个未成年黑保安来说，小明在入行前，曾在郑州做搬运工；小龙则在许昌读一所就业无望的中专；小刚去年丧父，母亲只能供他姐姐继续读书。

　　比上访者好不了多少的出身，也让部分黑保安一度怀疑这份工作。付家村的王二飞和赵俊杰先后给父母打回来电话，表示不想干了。

　　“二飞说这个工作不好干，整天都挤挤扛扛(推推搡搡)。”王二飞的父亲说，儿子只有90多斤，“一点力气没有，能打谁？”他4月进京，干了不到一个月就被抓。父亲很后悔当时没让他立即回家，而是劝他干够一个月拿到工资再走。

　　赵俊杰告诉父亲，“干的不是一个好活儿”。父亲只是叮嘱他，无论遇到什么吵骂，千万不要动手打人。

　　小龙是唯一被逮捕的未成年人。他母亲哭诉，小龙上有两个姐姐，从小跟个女孩子一样，富有同情心，根本不可能去当打手。事后，她听说儿子还给被关的上访者分被褥盖，给他们买方便面吃。夫妇俩就拿着一纸证明，去找被关过的上访者，试图让他们证明小龙是一个好人，求法院从宽处理。

　　事实上，这是一个原本不应聚结的团伙。从去年年底开始，北京已展开对黑保安公司和截访团伙的集中整治。在王高伟到双合村租“1号院”和“2号院”之前的2012年1月底，北京对保安公司实行准入制度，所有保安都必须经过培训后持证上岗。

　　但禹州这个截访团伙在被端掉之前，生意一直很顺利。四名女上访者回忆说，在4月27日晚，他们被带出久敬庄分流中心时，看到来截访的禹州口音男子有人还挂着“出入证”。上访者贾秋霞拉着旁边一个警察求助，对方劝慰她，“没事儿没事儿”。然后，她就被抬上中巴。

　　谁雇了王高伟？

　　王玉柱患有严重的内风湿，走一步路，腿脚就有刀割般的疼痛。这个70岁的老农，现在准备背上93岁的老娘，到北京上访，搭救42岁的儿子王高伟。

　　王玉柱一生悲苦，他是父亲的遗腹子，母亲整整守寡70年。他生下两个儿子，老二王高伟小学四年级便辍学下煤窑，为家里挣口粮。

　　“高伟从小就见不得有人欺负老人。”王玉柱说，曾经有一次，王高伟路遇一男青年打一名七旬老人，围观者无人敢管，他过去一把拉开男青年。现在，还是这个儿子，被指囚禁和殴打女人和老人，让王玉柱颇难接受。

　　两年前，王高伟的妻子撇下三个孩子，跑得无影无踪。而王高伟这么多年，一直辗转在煤矿、铝矿和大城市里打零工。在他的卧室内，放着破旧的家具和老式的衣服，还有一台蒙尘的17寸黑白电视机。王家有三间青色的小平房，其中一间还接着一个已成危房的窑洞。

　　今年春天，王玉柱为治风湿病，向一个村民借了几千元钱。作为报答，他允许对方在自家院子里盖一个大猪圈，养了20多头猪。这个时候，王高伟正在北京大做他的截访生意。在仅有的几次探家电话中，他没有跟父亲多讲，只是让父母放心，他在“为政府做事”。

　　王玉柱说，早在去年，大约是年底，禹州市信访局来了两三个人，为首的姓白，说是给儿子“找个好活儿”。这也是王高伟从事截访生意的源头。

　　曾参加过庭审的上访者宋雪芳说，王高伟在庭上，直言其截访受禹州市信访局干部白中兴的委托。另一个上访者贾秋霞则证实，4月27日晚，在她被强行塞上中巴之前，看到白中兴在门口处闪了一下。

　　但禹州市信访局则否认此说。禹州市信访局党组书记朱子建说，案发后，市委市政府成立调查组，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全市信访系统无人承认认识王高伟。至于白本人，职称为主任科员，因患严重眼病而无法上班，也无法接受采访。其手机也已关机。

　　“现在基层截访压力太大。”禹州市委一主要领导说，不少乡镇一把手因为上访一票否决制，已经不愿意继续任职，宁肯退居二线。

　　可是，工作还得做，压力层层下压到每一个村组社区。据朱子建介绍，在禹州市，已经广泛建立了信访信息员制度，负责监控区域内的上访动向。而在北京，尽管禹州市驻京办早已撤销，但信访局有人轮换常驻，主要负责遣返三类人：非法进京上访人员；国家机关无法劝阻的上访人员；流浪疑似上访人员。

　　朱子建没有解释，为何王高伟能获取禹州市、许昌县、长葛市和襄城县(四地皆归辖许昌市)上访者的信息，还能获得授权，从久敬庄接人送出上访者。

　　上访者们

　　对黑保安家庭来说，官方的表态近乎背信弃义。他们在网上看到黑保安已经被判刑的消息后，也曾打算去北京，却很快成为乡镇干部们的谈话对象。一个未经官方证实的消息是，这些被起诉的黑保安，一个月可以从政府领取2000元“工资”。

　　对曾被拘禁的上访者来说，在经过短暂的欣喜之后，他们发现黑保安们被抓，并不一定有助于他们的维权。宋雪芳等人分别向黑保安们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索赔，数额高的超过30万元。但即使判决支持，这些年轻农民们，又赔得起吗？

　　在起诉书中，宋雪芳、贾秋霞、金红娟等人一概以“宋某某”等称呼。在庭审内外，这些曾被囚禁的上访者，无论从黑保安还是其家属那里，都没有得到过一声道歉。在黑保安家属们看来，这些上访者都属于胡搅蛮缠，以上访问政府要钱为生。双方之间，横着一条很难跨越的鸿沟。

　　“我不会原谅黑保安们。”47岁的宋雪芳说。17年前，怀孕4个月的她在给单位送货时，遭遇车祸，双腿粉碎性骨折。生孩子时，她的双腿还打着石膏。但至今，她还无法获得工伤待遇。她甚至连事故认定书都拿不到，这堵死了她起诉的道路，只能上访。

　　她打着石膏生出的女儿，跟黑保安小明同岁。今年7月13日，娘俩一起在禹州市永锦能源公司门口，因讨说法被打了一顿。从2009年起，宋每年进京十几次上访，得罪了太多人，被拘留3次，其中一次是因为给市委书记下跪。

　　和宋雪芳一样，被从王高伟窝点解救出来的上访者候朝彩也要继续上访。她的孩子还没断奶，跟她住在20元一天的上访村里。12月7日，北京最高气温零下1度，候朝彩和母亲轮流抱着20斤重的婴儿在国家信访局门口排了一天队，快轮到她时，下班了。

　　5月2日当天，宋雪芳等四个报案人，其实已经记不起来“2号院”的位置。在电话中指点她们的，是曾两次入住“2号院”的上访者张月玲。案发后，张因非法上访被劳教。

　　(文中小明、小刚和小龙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