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前司长：我要为兰考妈妈说句公道话

　　在兰考事件中，大火是夺走孩子生命的元凶，而原始简陋的孤儿收养模式则是悲剧的潜因。公众在祭奠那些幼小的生命，同时也在聚焦事件背后的民间收养制度。中国的儿童福利究竟要如何前行，才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事实上，兰考事件并非孤案。在中国数十万孤儿的收养压力之下，无论是道德层面，还是法律层面，情与法的冲突都在不断上演。官方的福利资源极度缺失，民间应运而生的收养机构却面临身份尴尬，争议声和改革声从未停歇。

　　曾任民政部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的王振耀接受采访时称，中国的儿童福利相关法规缺失，福利设施相对匮乏，这些都是问题的难点。

　　姜林曾是重庆一家民间孤儿院的院长。2010年初，这家专门收留街头流浪乞讨儿童的孤儿院因“未经审批不合法”无奈解散。

　　“毕节流浪儿冻死事件”一度让姜林重燃“再办孤儿院”的念头，“不在乎是否犯法”。 兰考一事一出，他的念头彻底熄灭。他庆幸没有行动，甚至感激政府当年取缔的决定：“如果没有取缔，我也可能面临承担责任的问题。”

　　这几乎是中国民间孤儿院的共同烦恼，出身血统不纯，行事诸多束缚，容易陷入法律纠纷。然而即便如此，民间收养机构的队伍仍然不断壮大。

　　民政部《2011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全国共有孤儿50.9万人。

　　然而王振耀透露，此次调查开始时的数据应该是71万左右，严格调查后为50.9万，也就是说民间收养的“黑户”孤儿数量达到了20万左右。

　　中国的福利资源分配和户籍制度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也就意味着，这20万黑户孤儿无法享受社会的各种福利，无论是人生前期的教育、工作、医疗，还是之后的结婚和继承。

　　黑户孤儿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儿童福利资源的匮乏。

　　兰考县民政局在提供的一份材料中直言，造成兰考“爱心妈妈”袁厉害违法收养不能控制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全县至今没有一所儿童福利机构，县民政部门安置弃婴的方式只有送到开封市儿童福利院，而早年开封市儿童福利院养育条件有限，不能做到“送一个接一个”。

　　王振耀说，为给被丢弃的孤儿一个去处，许多爱心人士开始自己创办民间孤儿院。在中国，这个数量不在少数。但这种收养方式并不被法律和官方认可。

　　中国的《收养法》对收养条件有着严格的规定，其中只有14岁以下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才可以被社会公众收养。此外，对于收养人的身份、年龄和性别也都有更为细化的要求。

　　这无疑增加了收养的难度，“许多孤儿被抱走,或者被送到好心人那里抚养,但是要在法律上确认这种收养关系，难上加难。” 王振耀说。

　　曾在国家民政部任职的高玉荣称，“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在孤儿收养方面向社会敞开大门。主要是担心无法监管,还有就是责任。比如贩卖儿童,贩卖人体器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