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前司长：我要为兰考妈妈说句公道话

　　回忆开办民间孤儿院的经历，姜林深有感触。他认为，最大的问题来自于政府的不支持，审批程序太多，"我们是希望政府监督指导，但政府总觉得我们在"瞎胡闹"。同时他们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害怕出事。很少有政府官员关注到民间孤儿院这个群体。"

　　大名鼎鼎的太阳村也有着类似的烦恼。这家NGO民间机构以无偿代养代教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而闻名。村长张淑琴向媒体透露，太阳村一直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虽然收获了无数荣誉，但这不合法的身份就如同一颗"定时炸弹"。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对很多民间慈善组织来说，可调动的社会资源有限、仅凭善心做慈善，缺乏规范和长效运行机制，是他们遇到的普遍困境。

　　对于民间组织遭遇的困难，王振耀认为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民间孤儿院很难达到专业化标准。另一方面，在现有政策之下，注册孤儿院和相关组织都有体制方面的要求。

　　其实，官方儿童福利机构同样也有烦恼。儿童福利资源的稀缺，使其发展遭遇瓶颈。

　　王振耀说，其他国家社区都有儿童福利设施，在美国纽约，仅儿童福利员就超过万人。

　　他总结了中国儿童福利存在的问题：没有儿童福利法、没有儿童福利局、社区儿童福利设施极端缺乏，儿童福利服务人员数量不足。

　　在官方和民间都遭遇困扰的前提下，一些专家开始寻求法律上改进。

　　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杨遂全认为现行的《收养法》在颁布当时主要是配合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多条件限制太严格，比如收养弃婴必须经过社会福利机构送养等规定，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收养弃婴需要更宽松的条件。

　　杨遂全建议《收养法》在立法上应当鼓励民办社会福利机构，不要阻碍爱心人士收养或登记。

　　看了几天兰考妈妈的新闻之后，姜林忧心忡忡，"事后政府如果搞一刀切，取缔所有民间福利院，会造成爱心的缺失"。

　　"我要替兰考妈妈说句公道话，她没有违反收养法，她哪懂收养法。她不得不救，是凭良心。不应该用收养法定罪，让老太太承担这么重的负担"，王振耀说。

　　他同样担心，对兰考妈妈的非议可能会伤害民间公益人士的热情，"如果大家仅仅简单地对政策反思，我担心对爱心人士和机构产生挫伤。他们是爱心人士，是老百姓认可的人，他们做的不周全，我们应该给予宽容，不要对他们的爱心进行大打击。"

　　王振耀不赞同取缔民间收养组织，他担任民政部司长时，曾召开民间收养机构会议，"他们相当不容易，我们缺乏对公益人士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