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人物-袁厉害
绝大多数夫妇充满爱心地哺养一个正常孩子,都要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何况袁厉害所收养的,多数都是残障儿童,有些孩子,也许自始至终都喊不出一声妈妈,说不出一句谢谢。这样的付出,如果不是那场大火的话,入选感动中国,成为正能量的标本,应该不成问题。
一场令人悲伤的大火,让袁厉害成为兰考的又一个知名人物,在她之前,那片土地上知名度最高的是两位县委书记,一位是焦裕禄,另一位,则是酒后说出“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的宗家邦。如果没有那场夺去7条小生命的大火,袁厉害这个名字以及她多年收养弃婴的义举,就无法进入到更多人的视线。当然,还有她行为背后某些地方脆弱得吹弹可破的儿童福利保护机制,都无从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来。
从1987年收养第一名兔唇男婴,至2012年,袁厉害20多年收养的弃婴已超过百名,其中年龄大的已工作结婚,年龄小的只有几个月。个中的艰辛和付出,凡养育过孩子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之中包含了多大的爱心,也是无法细算的。要知道,绝大多数夫妇充满爱心地哺养一个正常孩子,都要殚精竭虑,费尽心思。何况袁厉害所收养并哺育的,多数都是残障儿童,有些孩子,也许自始至终都喊不出一声妈妈,说不出一句谢谢。这样的付出,如果不是那场大火的话,入选感动中国,成为正能量的标本,应该不成问题。
但遗憾的是,那场大火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还是轰然降临了。它不仅带走了7个苦命的小生命,还从此终结了袁厉害收养孩子的资格并断送了此前多年积攒下来的名声。她收养的十多个孩子,也从此进入到福利院,过上了“不愁奶粉”和“可以上学”的生活,这是袁厉害最梦想的两件事情,她也许可以带泪含笑从此放下包袱,开始静心治疗她身上的多年积累下的病症。但可以肯定地说,有一些痛是永远无法医治的,比如失去孩子们的痛苦,比如,对无力堵住事故漏洞的追悔。这些,将死死缠绕她一生,即便没有人再提起,她也避无可避。
事故发生后,指责袁厉害没有收养能力的声音甚嚣尘上,这种出于有关部门脱责的声音无法回答的一个事实是,这个“没有能力”的人,为何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超出能力范围地承担着如此沉重的责任?难道仅仅因为她心中所存的“对一条小生命的不忍”,就应该承受如此巨大的负担和压力?那些有能力的人和部门,到哪里去了?不必要求某些部门先知先觉20年,哪怕此前20天能斩钉截铁地将这个无能力者赶出局,恐怕也不会有后面一系列悲剧发生。而此时,用这个理由来说事儿,不知道需要多厚的脸皮和多冷酷的心来做力量保证?至于一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说她“拿弃婴骗低保”、“利用孩子拢财”的人,请用常识回答我每个月70元的低保金,即使在国家级贫困县兰考,算多大一笔“巨款”?把20个孩子的低保金给你,让你领一个残障孩子回家养,你干不干?
也许心碎的袁厉害再也无法来计较这些问题,她宣布要退回低保,并从此不再收养孩子。据财新网,兰考县民政局副局长卞和平告诉记者,占地15亩的县孤儿院将在今年6月建成。民政部门还将对全县弃婴孤儿进行排查,加强民间收养监管。福利院建成后,袁厉害可以常去探望孩子。如果福利院公开向社会招聘,袁厉害也符合条件,可以参加应聘。
但愿有关机构,在推诿责任的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反思一下这件本应该早就有答案的事情。 曾颖(作家)
对话当事人
女婿眼中的袁厉害:就算担责,也要从轻
新京报:作为袁厉害的家属,你觉得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郭海洋:第一次看到她收养孩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太伟大了。以前只是看到过这样的报道,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兰考县也有这样的人,感到不可思议。
新京报:那时她家生活条件怎么样?
郭海洋:记得第一次去她家时,她在摆摊卖主食。那时收养的孩子比较少,竞争压力也不大,每天能收入两三百元,生活条件还挺好的。
新京报:她平时对孩子们怎么样?
郭海洋:这么多孩子在一起,难免也有小摩擦,毕竟他们是小孩嘛。妈妈不在场,我们作为儿女,也有义务教育他们。我们跟妈妈说:“打她吧。”妈妈从来不让我们打骂他们。甚至我们说话声音比较大的时候,妈妈说你们不要这样和他们说话。你们有自个儿的亲生父母,他们没有。你们比他们幸福太多太多了。
新京报:作为她的家属,受到的影响大吗?
郭海洋:从我和我爱人接触之后,在我的印象中,基本上从来没见过、也没听我爱人说过她妈妈去学校看她,为她送日常用品什么的。岳母都在家忙着做生意、赚钱,照顾、养活这些孩子。
新京报:当时你们都还在上学?
郭海洋:那时候我们都是县里高中的学生,相对来说有些信息封闭。自从去了她家,有了这方面信息,也遇到别人询问,“你们知道兰考县有个收养小孩的爱心妈妈吗?”慢慢的,她已经家喻户晓了。有时候我们去同学家里玩的时候,他们说:“你和袁厉害女儿谈恋爱呢。”他们就说袁厉害是你岳母啊?她收养了一些小孩。后来,我觉得说收养行为不合适,应该是救助行为。
新京报: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郭海洋:“收养”这个词现在比较敏感,有人说她是骗低保,通过收养小孩牟利,这些纯属扯淡。政府也做出了声明,公安局调查完了以后也做出声明,没有发现她通过收养小孩牟利的行为。
新京报:这么多年,有关部门和袁厉害联系过吗?
郭海洋:联系过,不多。2011年,有一个义工组织来看望小孩,说孩子生活环境太差,生活质量也差,就举报了。举报后,民政部门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了联系,开封市福利院找到了我妈妈,说把孩子拉走。结果挑了5个孩子,留下的都是先天性麻痹、脑瘫、智障的孩子。
新京报:听说有一段时间,当地政府要重点表彰袁厉害,号召向她学习。有这个事儿吗?
郭海洋:如果要树立这个典型,为什么1月4日火灾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说我妈是非法收养,后来又改为私自收养了呢?前后矛盾呀。
新京报:你觉得从“非法收养”到“私自收养”,说明什么问题?
郭海洋: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袁厉害是一个文盲,她对法律条文不知晓,她没有读过书。其次,她这个民间救助行为时间比较长,媒体也进行过报道,很多人都比较熟悉她,并且陆续有很多孩子送到这里。
新京报:后来她家里的孩子越来越多,先后有100多个,你认为是她名声越来越大的缘故,还是因为被遗弃的孩子越来越多的缘故?
郭海洋:两方面原因都有。作为家人,出于保护意识,我肯定会说社会上被遗弃的孩子越来越多。一些敏感性的话题,我也希望媒体朋友能客观真实地反映出去。
新京报:你为什么觉得袁厉害不应该承担法律责任?
郭海洋:我岳母纯粹是一种民间的爱心救助行为,而非网上流传的什么有注册的、有组织的专业救助行为。
最近不少网站通过投票反映社会民意,支持我妈爱心行为的社会呼声很高。就算要承担责任,凭爱心也要从轻处理。如果因爱心受罚,谁还再献爱心?
新京报记者 孟祥超 实习生 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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