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欧成功秘诀:重塑资本主义模式 左倾趋势扭转

　　北欧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地区，既有赖于政府的透明、务实和坚定，也与其独特的地理与历史相关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月2日一期文章】题：北欧国家可能是世界上管理最好的国家

　　塞西尔·罗兹曾说过：“生为英国人是人生中抽中的第一个奖。”今天，生为北欧人也可以这样说。北欧国家不仅基本上逃过了震撼地中海世界的经济麻烦，它们还基本上逃过了困扰美国的社会疾病。无论从任何方面测量社会健康度从生产力到创新等经济指标，到不平等和犯罪等社会指标北欧国家都接近排名顶端。

　　为什么这些偏远、人口稀少、冬天彻骨奇寒且有广大无人之地的地区被证明如此成功？

　　诚实透明崇尚务实

　　北欧国家以政府诚实、透明而自豪。北欧国家政府受到严格监管：例如，在瑞典，任何人都可以查看所有官方记录。如果政治家不骑自行车而坐商务豪华轿车，就会受到指责。

　　除透明之外，北欧政府还有两个重要特质：务实及坚定。发现旧的社会民主共识不再适用之后，他们没有多少异议地就放弃了它，在政治领域引进新理念。他们在推进改革方面也被证明非常坚定。

　　务实主义解释了为什么新共识迅速替代了旧的。例如，很少有瑞典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想要取消最近几年实行的保守改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北欧国家看起来总像是左右派政治的混合。

　　务实主义也解释了为什么北欧人总是不停在提升他们的模式。他们依然有很多问题。他们的政府依然很大，私营行业依然很小。他们的税收太高，某些福利太慷慨了。丹麦的“灵活安全”系统安全有余，灵活不足。挪威的石油繁荣有毁掉工作道德的危险。任何时候都有超过6%的劳动力请病假、约9%的工作年龄人口以残疾补助为生，这是个不好的迹象。但是北欧人依然在进行体制改革，也许有点慢，但是不动声色且不屈不挠。

　　成功模式独具一格

　　大多数富裕国家现在都面临着北欧人20世纪90年代早期面临的问题公共支出失去控制，过于慷慨的福利项目。

　　北欧国家在宣传其模式的优点时几乎从不脸红。北欧智库用英语撰写他们如何改革国家的详细研究。北欧政治家在国际会议上捍卫自己的利益，北欧咨询师在全世界推销其公共领域的专长。

　　但是很难看到北欧治理模式很快传播，主要是因为北欧人治理的才能是独具一格的。北欧治理模式源自恶劣地理环境和良性历史的结合。所有北欧国家的人口都很少，这意味着统治阶层的成员需要互相帮助。他们的君主住在相对简朴的地方，贵族需要同有独立思想的农民和水手进行讨价还价。他们很早就接受自由主义。瑞典1766年就确保了媒体自由，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它就在提供政府最高职务方面放弃了对贵族的偏爱，创造了精英统治及没有腐败的公民服务。他们还接受新教这种宗教将教堂降为助手的作用，强调个人和神之间的直接关系。

　　社会信任水平极高

　　地理和历史的结合向北欧政府提供了两种强大的资源：相信陌生人和信仰个人权利。“欧洲晴雨表”调查机构对社会信任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北欧人处于领先位置。经济学家表示，信任水平高导致交易费用低不需要采用美国式的诉讼或意大利式的交换物协议来完成交易。但是其优点不仅限于此。信任意味着高水平人才能加入行政事务。公民纳税并按规则行事。政府决定被广泛接受。

　　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从1981年开始就对100多个国家的价值观进行监测，它表示北欧人是世界上最相信个人自治的。北欧国家的大政府和个人主义对某些人来说可能有点古怪，但是斯德哥尔摩埃尔斯塔-申达尔大学学院的拉尔斯·特雷高认为，北欧人在让两者和谐相处方面没有问题：他们认为国家的主要工作是推进个人自治和社会灵活性。任何一条北约社会法特别是近些年的家庭法律都能用个人自治获得证明。普及的免费教育让来自所有背景的学生都能发挥潜力。夫妻分别纳税让妻子和丈夫处于平等的地位。普遍的儿童日托让父母双方都能全职工作。特雷高用一个精彩的词语形容这种思维：“国家个人主义”。

　　经济学家经常表示对北欧国家最近经济奇迹的迷惑，因为他们的政府太庞大了。根据专业经验，税收占GDP比例增加10个百分点，通常就会导致年度增长降低0.5至1个百分点。但是考虑到诚实和高效的收益，这个数字需要加以调整。例如，意大利政府给社会增加了重担，因为管理它的政客主要关心收取租金而不是提供公共服务。前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曾把瑞典经济与黄蜂相比“它的身体那么重，翅膀那么小，理论上来说是无法飞起来的但它的确飞起来了。”今天它正在变得更健康，比以前几十年飞得更好。

　　重塑资本主义模式

　　瑞典等北欧国家之所以悄然重塑其资本主义模式，是因为它们已经触及了大政府遭遇的各种局限

　　政府开支大幅减少

　　【英国《经济学家》周刊2月2日一期文章】题：北极光

　　瑞典的政府开支已经在1 99 3年的水平上减少了许多。1993年，政府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 DP)的6 7%，如今却只占GDP的49%。自1983年以来，瑞典还把最高边际税率削减了27%，使之降低到57%。瑞典已经废除了有关财产、捐赠、财富调节和继承方面的许多税。今年，它将把公司所得税税率从26.3%削减到22%。

　　由于承诺在本轮经济周期中制造盈余，瑞典还在财政上采取了正统做法。1993年，它的公共债务是GDP的70%，2010年却只有GDP的37%。它的预算在同一时期从11%的赤字转变为0.3%的盈余。瑞典还将其养老金体系建立在一个良好的基础上，它用固定缴款体系取代了固定收益体系，并根据预期寿命的延长进行自动调整。

　　更大胆的是，瑞典还引进了一个普遍的教育凭证体系，并让私立学校同公立学校展开竞争。私营企业也相互竞争以提供由国家资助的卫生服务和老年护理。

　　无疑，瑞典悄然进行的革命已经让它的经济有了大幅改观。1970年之后的20年是一个衰退期：1993年，瑞典在世界最富裕国家的排行榜中从1970年的世界第四下降到第14位。1990年之后的20年则是一个复苏期：瑞典1993～2010年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2.7%，年均生产率为2.1%，而15个欧洲主要经济体的相应数字为1.9%和1%。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瑞典为它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开创了一条“中间道路”而备感自豪。沃尔沃汽车公司和爱立信公司等全球性大企业创造了财富，而开明的政府官员打造了“人民之家”。随着几十年过去，中间道路明显转向了左边。政府不断扩大：作为GDP一部分的政府开支从1960年到1980年几乎翻了一番，并在1993年达到最高峰67%。税收持续增加。

　　社民党人一直压榨商界。社民党从1932年到1976年不间断地统治瑞典44年，并在1982～2006年的24年里执政了21年。社民党领导人奥洛夫·帕尔梅1974年说：“新资本主义时代正在走向终结。未来的关键是某种社会主义。”

　　左倾趋势已经扭转

　　其他北欧国家也在朝同样方向前进，不过前进得慢一点。丹麦有着欧洲最开放的劳工市场之一。它允许父母利用公共开支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并用他们自己的钱补足费用上的差额。芬兰则在利用投机资本家和天使投资者的技能促进创新和提升企业家的地位。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挪威没有完全追随这一模式，但是其政府也在为石油用尽后的未来做打算。

　　这并不是说，北欧国家正在撕碎它们的旧模式。它们继续为自己慷慨的福利国家感到自豪。它们有大约30%的劳动力在公共部门工作。它们依然认为，将开放的经济体系同人力资本方面的公共投资相结合是可行的。但是新的北欧模式着眼于个人而不是国家。它着眼于财政责任，而不是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北欧的4个国家有着AAA的信用评级，它们的债务负担也远比欧元区的平均水平低。它着眼于选择和竞争而不是家长式制度和计划。加拿大智库弗雷泽研究所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瑞典和芬兰正在赶上美国。左倾的趋势已经扭转：与其说北欧国家在将国家扩展进入市场，不如说它们在将市场扩展进入国家。

　　北欧国家为什么这么做？一个明显的答案是，它们已经触及了大政府遭遇的各种局限。丹麦历史学家贡纳尔·莫恩森说：“我们拥有的福利国家在大多数方面都很优越。我们只是有着一个小问题。我们负担不起。”上世纪90年代初期震动所有北欧国家的几场经济风暴起了警示作用，提醒人们注意如果不能妥善处理问题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此外还有两个不甚明显的理由。旧的北欧模式依赖大企业骨干的能力来赚取足够的金钱以支持国家，但是这些企业由于全球竞争而在缩小规模。旧模式还依赖民众接受高层指挥的意愿，但是北欧民众变得越来越严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