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24日，长沙市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原局长顾湘陵被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
因犯受贿罪，长沙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市政设施建设管理局原局长顾湘陵被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详见本报1月30日报道《谁把规划局副局长推上被告席》）。
一个市规划局高官的腐败，影响的是整个城市的面貌和市民的生活舒适度。
衡阳中院发出的一审判决书显示，长沙市有80多个楼盘，因开发商贿赂顾湘陵，发生了容积率调高、建筑面积增大、楼间距缩小、停车位减少等变化。
顾湘陵案的启示是，政府管控太多，导致寻租空间大增；如果不能让权力运行透明化，腐败将因此滋生；而官员财产不公示，则会让权钱交易和灰色收入大行其道。
行政管控导致出现寻租空间 2004年的一个夜晚，在长沙市曙光路和人民路交会处，顾湘陵在一个房地产开发商的车里，收受了一笔20万元的贿赂。
2005年年初，在自家门口前，顾湘陵再次收受该开发商送来的现金40万元。
此后一年中，他又陆续收到这个开发商两次大笔贿赂。后经法院认定，顾一共接受这个开发商贿赂130多万元。
作为回报，在这名房地产商开发项目的提质扩容改造中，顾湘陵先后在补办手续、取消绿地、减少退让、提高容积率、增加商铺面积、增加建筑面积等方面提供了帮助。
顾湘陵受贿金额最大的一次，是收受长沙本土一家房地产开发商送的5%干股，法院判决认定，5%的干股价值211万元。
送干股的开发商在长沙开发了7个楼盘，法院认定顾湘陵为其中4个楼盘在加快项目审批进度、调整局部规划、确保中标等方面提供了帮助。
判决书显示，顾湘陵还与湖南一家房地产公司新金鸿公司关系深厚。
2005年，该公司在东方新城经济适用房项目三期报建过程中，新金鸿公司书面请示长沙市政府，申请调整项目三期规划指标。为此，长沙市规划局经论证并报请市政府同意，将该项目容积率由1.8调至4.0，由多层调至高层。
之后，顾湘陵还在增加商用面积和解决日照不足问题上给予照顾。
2006年，顾湘陵以明显低于市场价买了两套别墅，交易时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相差超过365万元。
记者发现，在顾、彭案中，湖南佳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车雄伟、长沙住友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张作界等，都因招商开发、拆迁、补交土地出让金、更改容积率、设计方案调整等事宜，分别向顾湘陵和彭再魁行贿。
其中，顾受贿141万多元，彭受贿12万多元。
调高容积率等潜规则，并非顾湘陵首创。
4年前，重庆市规划局巨贪梁晓琦写下忏悔书，就曝出了规划腐败的冰山一角：每当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调规”(调整规划)，一些早已熟识或经朋友介绍的开发商就会送上一笔“感谢费”，而且大部分是利用年节的机会送礼。
对于这种潜规则，梁晓琦也曾感到恐惧，多次酝酿调离外人眼中的“肥缺”规划局副局长岗位。他在忏悔书中写道：“有人劝我留在规划局，不要脱离为官主战场。实际上，我心里非常惧怕呆在那个岗位上。我很清楚按那种搞法早晚会出事。”
作为2008年重庆规划腐败窝案的主角，重庆市规划局原局长蒋勇，则被媒体披露与情妇唐薇一起开办了“规划咨询”公司，收钱为房地产商调增容积率、改变用地性质。
在蒋勇的帮助下，唐薇成立的重庆嘉汇置业顾问有限公司，荒唐的是，该公司无一名规划编制人员，却顺利取得丙级城市规划资质等级，在建设工程咨询、代理及项目策划、规划咨询等方面无往不胜，承揽大量业务。
重庆市监察局副局长杜黎明曾为规划窝案开出“药方”：对规划和国土方面的一些监督法规细化，在官员容易出问题的关键环节设置“闸门”，如明确规定划拨土地原则上一律不允许改变用地性质，对容积率、绿化率等指标一般不允许调整，如果确须改变或调整，必须向省级纪检监察部门备案。“这几个关键管道管住了，房地产领域的反腐将有大效果。”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罗万里认为，上述对策只能起到局部防腐的作用，并非治腐的根本之策。
他认为，更应被关注的是，政府对市场经济各个环节管控过多，极易产生寻租机会。“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中，行政权力管束经济的责任太大，也容易被垄断，导致经营者只有依附权力，才能在市场中获得资源。”
罗万里说，以房地产项目的建设为参照，获取土地、规划设计、建设施工过程中，处处如此。
2010年，律师罗秋林携款数千万元到某市国土局购买土地遭到拒绝。他后来发现，他们看中的地块，以低于招标价近50%的价格成交，原因是“当地高层领导打了招呼”。
罗万里说，表面上看，似乎谁都能到土地交易平台上购买土地，但事实上，这完全做不到。从流程上看，要购置土地建设项目，首先得到发改委去立项、备案，再到规划局选址规划，然后到国土局买地。这其中的各个环节都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批。很多地方每年的土地在拍卖之前就报上去了，早已被订购 ，这里面有多少弯弯道道，只有局内人知道。
相关评论：
中国青年报：官员财产公开不必等上面通知
官员财产一步到位公开，火候到了
新京报：官员财产公开该从哪儿“破题”
人参与)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