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反腐新思路：当前治标为主 为治本赢得时间

　　六次重大反腐败表态

　　密集程度、用词严厉罕见

　　中共十八大刚刚过去三个月的时间，中央新领导层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表态已经高达6次之多，密集程度罕见，且用词严厉。

　　第一次当然是十八大报告。报告直言：“这个问题（反腐）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

　　此后，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于反腐的多次表态更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等形象化的表达更为民众所熟记，令人印象深刻。

　　梳理这些重要宣示，其中的政治逻辑清晰可见。在反腐政治目标上，中央新领导层的意志很清晰，就是“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为了做到“三清”，首先需要的是明白当前反腐工作的国内外客观形势，对此，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就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为了应对这一客观形势，习近平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还强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

　　作为中共反腐工作的最高分管领导，王岐山甚至将未来一年的反腐节点一一跟他下属数算。面对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和各省级纪委书记，王岐山说：“目前要盯住春节、‘两会’，坚决刹住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旅游等不正之风。接着抓好五一、十一，再抓元旦。以抓铁有痕的劲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抓下去，经常抓、长期抓，必见成效。”王岐山还表示，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另外，“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也在逐步落实，最近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少数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新思路或源自治堵经验

　　反腐侧重点经历几轮嬗变

　　王岐山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一新思路与王岐山任职北京市长期间对于北京交通拥堵治理的思考具有高度一致性。

　　在去年12月25日刊发的“求真务实 尽责奉献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人物特稿中，新华社记者如此写道：“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刚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一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

　　自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16字一直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方针，并写入了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之中。

　　新任中央纪委书记有关“当前要以治标为主”的表述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方针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呢？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林喆认为，所谓治本是指在制度上防治腐败，而治标是指惩治正在发生的、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案件，“治本是制度建设，但制度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目前制度上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只能先惩治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

　　“在治标的同时，也要注意治本的问题，反腐工作根本上还是要从制度上下工夫。”林喆注意到，十八大后，中央惩治腐败的力度在逐步加强。

　　对于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表述，林喆从历史角度考察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工作侧重点经历了几轮嬗变。

　　“改革开放前期，反腐工作比较注意县处级、厅局级官员的惩处，涉及省部级官员的较少；等到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发生一些省部级官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涉案后，反腐工作又侧重于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到了2008年、2009年时，各地爆发出不少‘蚁贪’时，反腐重点又转向了基层官员。”林喆说，“这一次习近平的表态意味着今后的反腐工作将不再区分官员的级别，一视同仁地予以打击，发现一件查处一件。”

　　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说：“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一位地方纪委人士对早报记者表示，中央新领导层的提法是非常好的，“关键还是落实下去，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真正贯彻落实是最难的事情”。

　　地方试图踏准中央反腐节拍

　　十八大后，地方党委政府试图踏准中央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节拍，与中央保持一致。

　　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在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发布后，各地都先后出台了落实八项规定的细则，并祭出了明察暗访、公开曝光、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处罚措施。各地报章上有关当地高档饭店门前冷冷清清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饭店业者抱怨不断。

　　地方官员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积极表态则是呼应中央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声宣示。在去年11月份的中共十八大和今年1月份地方“两会”上，官员财产公开毫无意外地成为热门议题，诸多出席的官员被频频问及对于该项制度的态度，他们的回答也毫无意外地是：“如果中央有要求，我愿意带头公开财产。” 另外，传媒学者也捕捉到，去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大后，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的应对上改进不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注意到，从去年开始，地方政府开始更加重视网络举报舆情了，“事情一闹大，公权力部门就会马上介入，纳入到常规的组织程序里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再进行回应”。这一点在各地纪委部门表现得最为显著。

　　张志安坦承，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更懂得如何避免网络举报全面开花以至于全面失守的地步，于是也在研究更巧妙的策略。比如一定程度上鼓励纪委开设政务微博，并开放私信功能，接受大家实名举报。

　　以重庆不雅视频事件为例，继对原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立案调查之后，1月24日晚，重庆官方又将该市10名官员、国企高管免职。这批被集体免职的厅局级官员，均涉及不雅视频。

　　“只要当地政府对于涉嫌违纪违法官员迅速处理，不管这种处理是所谓断臂求生还是痛定思痛都是一种进步，应当予以肯定。”张志安说。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注意到，与之前相比，十八大之后，有关部门对某起网络举报事件启动调查的条件要宽松许多，“一旦转发量达到一定程度，一些网络名人和传统媒体一转，当地有关部门就会介入，事件就会得到很快的处理”。

　　“十八大之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央媒体和地方主流媒体快速跟进网络举报事件，寻求真相。在这一压力之下，地方政府也比较快地介入，迅速采取行动。”沈阳说，“这也会刺激更多网友寻找下一个热点，同时给下一个爆料者带来更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