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何主持总理记者招待会

图说：第八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周觉 摄影/本刊记者 廖攀

　　提要：总理记者会的问题是否会事先审查？周觉说：“根本没有这种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愚蠢的。”周觉是全国人大第三任新闻发言人，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前两任已去世)。他连续5次主持了李鹏总理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我如何主持总理记者招待会

　　“根本没有(事先审查记者的问题)这种事。即使有这个想法，也是很愚蠢的。”

　　文/金同山 本刊记者/黄卫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全世界的焦点早已锁定了这一天：2013年3月17日，在中国北京的人民大会堂，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傅莹，将邀请新任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与中外记者见面。

　　“傅莹是‘婉约派’的。”在位于北京外交部街的家中，傅莹的前辈、第八届全国人大新闻发言人周觉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点评道，“外表对新闻发言人来说确实比较重要。傅莹形象好，李肇星(上一任发言人)很有个性。”

　　而周觉自己，则是另一种风度：极富亲和力，笑容温煦，听人说话时，习惯身体微微前倾，双眼专注有神地看着对方。86岁的他，依然耳聪目明，每周坚持去位于养蜂夹道的俱乐部游泳一到两次。

　　自从1983年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始设立大会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全国人大先后已有七任新闻发言人，周觉是第三任，也是健在的最早的新闻发言人(前两任已去世)。1993年至1997年期间，他担任了第八届全国人大历次大会的新闻发言人，连续5次主持了李鹏总理的中外记者见面会。

　　上任之初，他就给自己定下了两条规矩：第一是尽量不说“无可奉告”，第二是不讲假话。如果回答不了，或不便回答，他就会说：“我把你的问题记下来了，会向有关方面做些了解，再告诉你。”

　　对于《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他没有要求看稿，只是委婉地提出，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可以先让他看看。

　　“透明”催生的总理记者会

　　其实，周觉担任人大会议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偶然。

　　由于和第一任新闻发言人曾涛、第二任姚广一样，之前都曾出任中国驻法大使，很多人问周觉，是不是人大会议的新闻发言人按规矩是由驻法大使担任?他笑着答道，这纯属巧合。

　　因为，这一职务原本定的是由时任中国驻美大使朱启祯接任。但当时朱启祯正在美国进行必不可少的离任拜会，赶不及回国，周觉由此进入了中央的视野。

　　1990年10月，63岁、搞了36年外交工作的周觉，结束了驻法大使的任期回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找他谈话，表示现在干部青黄不接，对身体好、懂外文又德才兼备的，年龄方面可以有些弹性。当时，新组建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正需要一个懂外事的领导，周觉由此调入了国新办，担任副主任。

　　1993年初，组织上找周觉谈话，推荐他作为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人选。事后听说此消息，一些熟悉情况的朋友告诉他：老周，这是个苦且难的差事，搞不好容易得罪人。周觉对自己的评估是：笔头上还可以，口才和表达能力有限，但性格比较随和，知识面比较广，外国记者也见得多了，不管记者怎么问，能够沉得住气。既然组织上让干，那就只能从命。

　　在3月15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上，大会主席团决定，由周觉担任大会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后经大会选举，周觉还成为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实际上，1993年春节刚过，周觉就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了。以总理记者招待会为重头戏的各项新闻准备工作，早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1983年设立人大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整个六届人大期间，新闻发言人都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介绍会议议程、回答记者提问、宣布选举结果等，但并不邀请总理出席。

　　邀请总理、副总理出席记者见面会的惯例，肇始于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的成立。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是主旋律。大家感到，包括人大的各项工作在内，都应该是比较透明的，所以在1987年成立了新闻局。”曾任人大新闻局局长、现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的周成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是人大新闻局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是换届之年。4月13日下午，大会闭幕之后，应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曾涛的邀请，新当选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有400多名中外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

　　在此次招待会上，李鹏回答了记者提出的包括铁道部部长丁关根辞职、对知识分子的所谓“压制、镇压”和所谓的总书记与总理“在改革问题上有分歧”等各方面问题。针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提出的关于他和周恩来的所谓“特殊关系”问题，李鹏坦然向大家介绍了自己的背景，做了澄清。

　　到1990年10月周成奎出任人大新闻局局长时，“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已经连续举行了3次，而新闻发言人也已换成了姚广。在姚广的领导下，周成奎参与了1991年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总理记者会的组织工作。

　　1992年3月20日至4月3日，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这期间，邓小平南巡实际上已成为两会代表和中外媒体关心的焦点，但当时南巡之事和邓小平谈话精神尚未正式公布。这一年，总理记者会没有举行，成为这一惯例开始以来唯一阙如的一次。

　　1993年，又是一个换届年。即便对于已有较丰富经验的周成奎而言，换届的新闻安排，也是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