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舞者因与江青同名文革时遭批判 3亲属自杀

　　因为一个名字，她一生被迫与政治牵扯不清。在中国大陆、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在资本主义心脏的美国，无论在哪里她都注定无法逃脱那个身份的牢笼

　　本刊记者/万佳欢

　　67岁的艺术家江青已经习惯于向每一个人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江青”。8岁那年，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实现共产、摒弃个人主义的号召，母亲把她的原名“江独青”中的独字去掉了。59年来，这名字没让她消停过。

　　她一生经历的传奇并不亚于人们所熟知的那一个江青。她成长在新中国，10岁开始在北京舞蹈学校学习中国古典舞、接受教育，却机缘巧合地去了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香港、台湾，在台湾，她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

　　她与毛泽东夫人江青在经历上有很多奇妙的契合点，比如两个人都与电影和舞蹈有关。1964年，政治人物江青第一次把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让全国人民熟知她时，艺术家江青开始在港台走红；前者风风火火地推行样板戏时，后者获得金马奖影后；文革如火如荼之际，艺术家江青放弃在台湾的一切，前往美国从事现代舞创作。

　　江青特殊的名字和经历让她的一生紧紧跟政治联系在一起与“那个江青”主动介入政治不同这种联系一直是被动的。今年4月，她于22年前创作的回忆录《往时往事往思》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她传奇命运终于被简体字书写。

　　“此岸的江青，彼岸的江青”

　　每天早上必须喝咖啡，晚上则爱喝红酒，因为已经去了西方太久时间。在北京舞蹈学院旁的一个咖啡馆里，江青这样慢条斯理地介绍自己。她正发愁怎么把这次在国内找到的一堆样板戏资料弄回纽约的家有一个外国朋友有兴趣做一个关于江青的剧本，“当然，我是指毛泽东的夫人，”她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8年，她曾跟音乐家刘索拉在德国一起合作过一个关于江青的舞台戏，名叫《红都女皇》，表现“江青年轻时候不顾一切往上爬”的故事。创作这样一个跟自己同名同姓、在几十年里一直被迫扯上莫名关系的人，她倒挺轻松“就是一个名字呗”。

　　然而生活远没有那么轻松。1960年代中期，已成为台湾著名影星的江青才知道，原来大陆还有另外一个江青。台湾媒体为了区分，经常加上定语：“此岸的江青，彼岸的江青”。还好，那个江青在政治版，而她在影剧版。文革结束后，身在美国的江青想回大陆探亲，可因为这个敏感的名字，她申请了十几个月都拿不到签证。

　　1978年，香港亚洲艺术节邀请江青在美国创办的舞蹈团到香港演出，但香港方面对舞蹈团的名字审了又审，无法通过。“四人帮刚倒，这名字尤其敏感，不能用，”香港方面对江青说，最后舞团改名为“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才得以演出。

　　那一年，四人帮被审判，而江青也终于可以回国她为此匆匆跟男朋友结了婚，以随行家属“青·彭贝克”的名字成功拿到签证。回到老家上海，她发现家里亲戚在文革时成为重点批斗对象，外婆精神失常半瘫在床；二姨常年被监督劳动拉人力大板车；更有三位亲人不忍屈辱自杀一项重要的罪名便是，亲属江青叛国投敌，还竟然故意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同志、爱人江青同名。

　　1979年，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陈锦清对江青说：“你不知道文革时因为你的名字我吃了多少苦我竟然培养出了一个又敢叫江青、又敢叛逃到台湾的学生。”1980年，在陈锦清的安排下，江青改名为“江菁”在中国做了第一场演出。后来，《舞蹈》杂志为江青做封面报道，没想到陈锦清突然出现，坚持江青的名字和历史背景风险太大，请他们无论如何把报道拿下来。

　　那段时间，国内有人会对江青说：“你的名字我叫不出口,你就不能稍微改一改吗?”“一想到她心里就别扭。”直到1987年，才有人觉得“江青”一名“大家过目不忘，有利于宣传”，江青的舞团才第一次用本名在全国八个城市巡演。她回忆，这是她这辈子因为这名字“第一次占了一点点便宜，扬眉吐气”。

　　1991年，江青的《往时往事往思》一书快要写完，传来另一个江青自杀身亡的消息。可江青没有想到，一直到十几二十年后，自己的名字在大陆还会继续保持敏感。

　　2008年北京奥运年，由她担任编舞、导演、舞美，谭盾担任作曲的歌剧《茶》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但最后她却发现海报上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英文“CHIANG CHING”。她十分生气，歌剧上演结束时甚至不肯上台谢幕。

　　直到如今，名字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今年清明前，为了《往时往事往思》一书的出版，她正准备前往北京，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话：“您先别买机票，可能有问题。”江青觉得，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测量中国政治气候的测温器。

　　“贼的儿子必须是贼”

　　1990年代以后，江青开始探索更广阔的艺术领域。1992年，她“突发奇想”想做导演，便把自传中“上海童年旧事”一章写成了电影剧本《童年》，并一举获得1993年台湾优秀电影剧本奖。

　　江青童年的故事始于1954年。那一年，在8岁的江青面前，外公因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戴上手铐带走。之后，舅舅被南开大学物理系开除，所有亲戚的子女都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不能报考大学；妈妈也被隔离审查。江青在《童年》剧情大纲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政治环境：“贼的儿子必须是贼”。

　　江青一生几乎都在与政治进行心理角力。外公被捕后两年，小江青一边在学校里唱“镇压反革命”歌曲，一边抬不起头来。10岁时，她考上北京舞蹈学校，家里人不愿她那么小就离开家，但她为了“甩掉污点”，态度坚决地“逃离”了上海。在《往时往事往思》中，她写道：“在一个新环境中,我将又是干净清白的。”

　　《童年》获剧本奖后，曾支持《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影片拍摄的台湾人邱复生本有心投资这部电影，可由于剧本没有“光明的结尾”，江青又拒绝修改亲身经历，拍摄一事不了了之。

　　童年的遭遇对江青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使10岁后到了北京，她还是小心翼翼，对家庭话题讳莫如深。不但谨言，她还懂得慎行。回上海时去监狱里探视外公，她特意没戴红领巾一个少先队队员去探“反革命”的监，她感到言行上“太不相衬”，又生怕鲜红色太扎眼。她渴望见到外公，在亲人和“政治正确”之间深深纠结。

　　尽管有如此遭遇，但那个火热的时代仍然灌输给小江青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小主人翁”。她曾得到机会去机场随周总理向国外领导人献花，也热爱在学校里跳舞。大炼钢铁时大家都不睡觉，疯狂的集体主义生活自有一股氛围，让她意气风发，十分沉迷。

　　江青上学期间曾两度前往香港探亲父亲1949年前就一直留在香港，母亲也于1957年带着弟弟投奔父亲但江青数次跟父亲发生口角，父亲认为她在大陆被“洗脑”，她倒认为香港“太物质”，父亲“不爱国”。她想，毕业后，“祖国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