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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去年6月30日晚市政府宣布广州实施限牌为时间的起点，其前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引发了涟漪般的连锁结局。这些故事和结局或者由于藏匿在暗处、或者虽然公开但表象模糊，过去一直都让人看不清楚。南都记者通过连续的调查和采访，写成了这一篇限牌一周年系列专题，试图向你展示，是谁推动了限牌的决策；在过去一年里，限牌又给我们的生活和广州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
下班交通高峰期，夏日的夕阳依旧猛烈，黄埔大道一眼忘不到头的车流里玻璃反射出刺眼的白光。出租车司机吴师傅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限牌了，还不是一样地堵车。”
和限牌一年后官方宣布“限牌让广州大规模的堵车推后了两三年”的乐观论调相比，吴师傅的直观感觉却有点不以为然，他指着路边的员村热电厂旧址说：“听说这里以后拆了又会建很多高楼，人越多车越多，现在已经够堵了，未来又能好到哪里去？”
他所指的位置是规划中的国际金融城选址，两年前这里已经被政府圈定，要打造出另一个高端C B D，这里将能容纳10万人居住和就业、拥有全市最大的地下空间、超过4.5万个停车泊位。
但这一美轮美奂的规划被中山大学规划教授袁奇峰诟病为“恶化广州城市单中心格局，只会加重中心城区的堵车”。
一年前，正是在广州中心城区再度规划了各种新城的背景下，广州忽然宣布从2012年7月1日开始执行限牌。尽管理论上限牌会直接给广州日益恶化的交通带来改善，但城市新推出的各种新城规划也一直被专家指为“消解了限牌的改善作用”。
绝对保密
A面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仔细……连印发草案的复印机都不敢用办公室公用的”
直到限牌执行前3个小时，广州市民才知道自己生活的城市即将进入“限牌时代”；而2010年12月23日北京宣布限牌政策前，北京市民提前一周从当地汽车经销商口中知道了消息。广州从限牌方案起草到内部征询意见，最后到正式宣布，官方的保密工作做得密不透风。
限牌令执行了大半年，一位参与政策制定的市交通部门负责人在私下场合向南都记者谈起其间的细节时透露：“当时保密工作做得非常仔细。”
该负责人回忆说，尽管早在亚运时期省委省政府就下定决心要对广州铁腕治堵，但限牌政策最终开始起草是在正式公布前的几个月，当时起草好的方案内部讨论时，只有部门负责人和一个有关业务处室知道，对无关的业务处室一律保密，“甚至连印发草案的复印机都不敢用办公室公用的，专门另外找了一台”。在草案内部讨论期间，曾有一位兄弟部门副局长听到了风声，专门打电话问“是不是要限牌”，“我只能装傻说没有这回事，事后他还笑话我白在交通管理部门干了”。
为了保密起见，方案是在正式公布前不久才向市人大和市政协汇报的，不过只向人大和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小范围通报，该部门两位负责人兵分两路分头赴约，“汇报完人大一位副主任还专门提醒，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注意程序合法”。
为了符合走程序和保密的要求，限牌方案最重要的程序之一交付市府常务会议审议，放在了方案正式公布前几个小时，审议通过后，市长陈建华即要求市交委主任冼伟雄亲自参与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宣布并解释广州的限牌政策。
B
“我们晚上(6月30日)9点才知道这个消息，之前一点苗头也没有”
层层保密之下，限牌方案直到正式公布前一直都秘而不宣，连对此政策最敏感的本地汽车经销商都被蒙在鼓里，这让有些车商形容为“忽然挨了一棍子”。
“我们晚上9点才知道这个消息，之前一点苗头也没有。”广东广悦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市场经理吴思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
在2012年6月30日晚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举行的同时，广州市500多家汽车经销商被邀请参加公安交警支队、工商局、经贸局三方联合召开的会议，会上通告了限牌政策。很快，所有汽车经销商陆续接到厂家通知，开始采取电话、短信方式通知提醒订单车主与意向顾客，赶紧抓紧时间买车。
此后的故事如今已经广为人知：当晚广州赛马场汽车城通宵灯火通明，想买车的市民不惜代价抢购，各大经销商一晚上卖出了过去一个月的销量。限牌的消息传递到A股，7月3日49只汽车股大跌，一天蒸发了近百亿市值，而本地车商广汽集团股价更是跌去了7.92%。
亚运遗产
A面
汽车保有量急剧增加，广州交通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巧合的是，北京在奥运后两年宣布限牌，广州也在2010年亚运后的两年才执行了限牌。如果说奥运是北京限牌的大环境，某种程度上说，广州限牌同样是举办亚运的产物，尽管这一点至今仍为大多数广州市民所忽略。
在限牌实施大半年后，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官方肯定了这一说法：小组负责人首次谈及，广州限牌早在亚运时期就已经确定，而首倡者是当时的省委省政府。这解释了为何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张广宁在亚运召开前公开表态广州不会限牌 决策并不在广州市一级。按上述负责人的理解，促使省委省政府下决心以限牌铁腕治堵的，是亚运会开幕前夕广州日益恶化的交通路况，而如何权衡限牌对广州汽车产业的冲击和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则是决策者考量的关键。
亚运筹备前一年，广州全城81条主干道施工开挖，急剧增加的汽车保有量，让广州的交通到了让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当时市交警支队负责人介绍说，当年全广州新增的小汽车首尾相连可以排到674公里，“能把中山路、东风路、环市路、广州大道、解放路、天河路、中山大道、黄埔大道和内环路全部排满”。
B面
交通压力让省、市领导无法坐视不理，汽车总量控制急不可待
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交通瘫痪、市民也用一首改编歌曲《广州欢迎您》讽刺当时全市寸步难行的境况。汹涌的舆论压力让省、市领导无法坐视不理：当时的市长张广宁、常务副市长苏泽群先后驱车绕城体验堵车并调研对策，而市委书记朱小丹公开就堵车向市民道歉。
一位知情者向南都记者透露，当时连省委书记汪洋都微服私访了解广州交通情况，在一名随从的陪伴下，他亲自乘坐了中山大道BRT。在此后公开的报道里，汪洋在2010年广东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如果广深等几个大城市堵车把人堵死、河流污染把人臭死，人民不会有幸福感。”在汪洋的施政理念中，幸福广东必须首先注重社会和地域的均衡发展，不惜一切代价地拉动G DP增长已经不合时宜。以此作为参考基准，限牌带来的交通改善和对经济的冲击谁更重要，答案一目了然。
“如果不对中小客车总量进行控制，任由增长下去后，再过几年，等总量到了300万辆400万辆以后，再控制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省委省政府审时度势，提出广州要对中小客车的总量进行控制。”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回忆说。
车市寒冬
A面
东风日产去年全年上牌量减少10440辆，广州二手车商倒掉一半
限牌这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让生存在漫长的汽车产业链上的厂商、经销商、二手车商进入了寒冬。
广州本土最大汽车厂商、东风本田副总经理任勇曾吐露，“限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东风日产，初步的测算影响应该超过万辆”，为此他们不得不放弃于去年初制定的广州销量目标。
虽然去年最终仍保住了广州汽车市场占有率老大的位置，但东风日产2012年全年上牌量减少了10440辆，全部车企中减少量排名第一，这一数字比2011年下降了34.6%。全年广州新车上牌量减少了76883辆，同比降幅达34.1%。冲击不仅限于厂商，2012年全市80%的合资品牌经销商的4S店销量下滑一半，而在限牌后的前3个月，300多家4S店甚至积压了超过10万辆库存车卖不出去，卖不掉车，没有提成，一线销售人员离职了30%以上。
较低端的自主品牌在广州市场几乎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打击。限牌两个月后，奇瑞、比亚迪、长城等国产品牌的十多家经销门店直接歇业或搬迁。更悲惨的是二手车经销商，限牌后一年广州二手车商已倒掉一半，曾经的二手车市场华南汽贸城因此清场，转行改做电子商务。
B面
去年东风日产给花都缴税较前年降41%，经销商二手车商设法自救
终端市场的下滑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厂商和经销售，经济严重依靠汽车产业的花都区政府也备受煎熬。以东风日产为首的汽车工业贡献了花都区工业产值的70%，销量下滑严重影响了区政府的钱袋子2012年东风日产给花都区财政缴纳的企业税费比2011年下降了41%，只有12亿。和区政府钱紧不同，不差钱的市政府对限牌的冲击仍有底气保持淡定：尽管2012年全市汽车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同比下降6.3%，但另外两大支柱产业电子制造和石化的增长，保证了市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仍有12.5%的增幅。
无法像政府一样超脱的经销商和二手车商们想尽一切办法自救：向市政府陈情要政策、去北京学习应对经验、降低销售任务、用更好服务留住顾客。努力获得了回报，大部分经销商的销量都恢复到限牌前的六七成，熬到今年7月新的限牌政策放松，旧车换新、新能源车两个新的细分市场给了他们新的希望。
摇号故事
A面
有人一次就中签了，有人连摇11期都没中
错过限牌当晚的时间窗口后，高女士不得不加入庞大的摇号大军，而她的运气也实在太差，连续摇了11期都没中，其间朋友提醒她趁着1万元1张的底价拍卖算了，但她执拗地要继续检验自己的运气，最后眼看着在一次次机会中，摇号中签率从最高的8.6%下降至目前最低的4.4%，而车牌拍卖价也从最低的1万元每张涨至目前1.4万元。
为了提高家庭中签率，张先生和妻子第一批加入了申请，好运爆棚的他和妻子居然同时中签了，这随即让他们犯难：经济实力不允许一下子买两辆车，但名额浪费将导致两人之后永远不能再申请……
B面
许多广州人钻空子上了佛山牌，限外政策却又来了
还有7400名企图钻限牌空子的广州市民在限牌后的半年内选择上佛山牌，蜂拥而至的他们一度挤爆了广佛交界地区的车管所。虽然这给佛山市政府多贡献了4.28亿元的车辆购置税，但佛山发现情况不对后，立即禁止了这种行为。到了今年4月，广州市政府公布了预料之中的限外方案，从源头上彻底堵死了广州人上外地牌的现象。
限牌这一年，普通的广州市民的态度逐渐从不解、质疑到接受、坦然共处，尽管实施的时间还太短，无法确切地感知交通改善和空气质量的优化，但能看到的是公众交通的投入确实在加速：去年底和今年初新开通了100条公交线路、街上新增了2000辆出租车，首批两条新增的水巴线路即将开通，船和码头的样子都设计好了，就等着开工。
修桥建路
A面
按四字方针，至2016年加快实施市区城市道路主干路项目约30个
就像万里之外的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的一场风暴，限牌令在过去的一年里，影响渐次传递到那些看似无关的人身上：大学生、大学教授、街道居民甚至环保人士。
一个悄然发生的事实是，限牌这一年，广州基础交通设施建设几乎狂飙突进，广州大桥拓宽、金沙洲大桥拓宽、广佛放射线二期、白云山隧道、同德围南北高架……即使是那些在亚运前都被“冷冻”的修路建桥项目，如今几乎全部复活，一个个投入到建设中。
有评论者这样理解限牌和城建项目爆发之间的联系：为了证明限牌政策的合法性，主政者必须在短期内动用一切资源打造出一个可见的治堵效果，而大量道路建设正是捷径之一，它既可以治堵，也可以拉动经济。
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发布的限牌政策配套文件《系统改善广州中心城区交通状况一揽子工作措施(2012-2016)》也描述了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份文件中写道：“实施中小客车总量调控，按照"建、增、管、限"四字方针，至2016年加快实施市区城市道路主干路项目约30个、市区城市道路次干路和支路系统约40个项目。”
B面
国内首个重大城建公咨委成立，市长表态未来将尝试成立交通公咨委
急速上马的项目将过去和限牌政策毫无交集的人群牵涉进来，去年底市政府力推的白云山隧道工程正是突出的例子。为了拉近白云区和天河区的距离，市政府忽然宣布将在阻隔其间的白云山挖一条数公里长的隧道，为此广外的公寓和一栋教学楼将被拆迁。10年前这个项目就曾因环保问题而被搁置，但现在又被翻了出来。为了护校，广外学生和教授们联络其他高校发起环保研讨会、在微博上搜集支持者签名、向市政府公开投书、在专题研讨会上据理力争，在巨大的压力下，市政府暂时放弃推进该项目。
尽管碰到了一些挫折，但更多的交通项目顺利开工：金沙洲大桥拓宽、同德围南北高架、天河北隧道，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教训促使市政府反思，最终成立了国内首个重大城建项目公众咨询委员会，一个由教授、律师、自由职业者等各种人士组成的25人委员会，他们成为全新的民意表达平台，目标是促使民间和政府之间形成良性的对话。
市长陈建华还表态，未来广州还将尝试成立交通领域的公众咨询委员会，让公众可以就交通管理政策的利弊更好地和政府对话。
A04-05版采写：南都记者 魏凯 制图：何欣 实习生 唐歆
2012年6月30日，新闻发布会，市交委主任冼伟雄向媒体宣布并解释广州的限牌政策。
2012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汽车限购，在为期一年的试行期内，全市中小客车增量配额为12万辆。
2012年7月31日晚，广州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发布“限牌令”试行办法，对汽车增量分配指标作出调整，由摇号、竞拍各占一半，调整为“环保+摇号+竞价”的分配新模式，比例为1：5：4。
2013年4月，广州市政府宣布限外草案。
2013年7月1日，广州限牌新政正式实施。在新的《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一年共有12万个指标，每月的竞价和摇号分别在25和26日举行，当日如为非工作日则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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