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军昨日一审被判死缓。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阮齐林昨日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意外，“这是中规中矩的判决”。
罪行严重咋才判死缓？经济犯罪判死呈减少趋势
阮齐林说，刘志军被判死缓与整个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国家控制适用死刑，认为对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缺乏正当性，和人道主义背道而驰。因此，近年来针对经济类犯罪等死刑的适用非常慎重，也呈现出减少的趋势。
据悉，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2011年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一次取消了票据诈骗罪等13个非暴力性经济犯罪的死刑。
阮齐林说，尽管刘志军的受贿数额达到6460万余元，但其中4900万元是丁羽心为刘志军办事所用，刘志军并未直接将这笔钱装入自己的腰包，其受贿行为并不典型；其滥用职权，为许多人牟利，但这种行为造成的损失大多归于滥用职权罪，不做受贿因素考虑；加上刘志军存在坦白、认罪态度好和退回赃款的从轻情节，未达到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度。
阮齐林指出，无论是死刑还是死缓，都是死罪，说明罪该处死。是否立即执行与罪行的严重程度有关，也与国家对死刑的态度有关。
判死刑是对其罪行恶劣性的认定，而缓期二年执行则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高铁让刘志军“免死”？个人功绩难以评论
在此前的庭审中，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提及，在刘志军担任铁道部部长期间我国铁路和高铁取得了大发展，刘志军对国民经济对整个社会的贡献“有目共睹”，希望法院在量刑上考虑这一问题。
昨日刘志军案的审判长、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白山云在陈述为何判决刘志军死缓的理由时，并未涉及刘志军的功绩。
对社会的“贡献”能作为从轻处罚依据吗？
记者查询发现，我国刑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规定，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等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重大立功表现。”
刘志军的“立功说”也引发质疑，网友“方捕头”反问：“建设高铁是职务行为，谁坐在这把椅子上都得干，何功之有？”
阮齐林说，量刑最基本的根据是罪行，但也要考虑其他价值。建设高铁是由国家投资，刘志军具体操办，但刘志军个人功绩有多少，难以评论。
“性贿赂”为何未涉及？刑法没有此类罪名
去年5月，有关部门在对刘志军问题调查情况通报中称，刘志军在2003年至2009年间，先后在豪华酒店、高消费娱乐场所与山西女商人丁羽心出资安排的多名女性嫖宿。
不过，刘志军的辩护律师钱列阳称，无论是案卷还是庭审，均未涉及刘志军接受性贿赂的内容，“也未涉及女人问题”。检方也未对此提出指控。
阮齐林说，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性贿赂”这一犯罪类型，只有财物贿赂。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强调的是可用金钱计算的物质或利益。此前，曾有一些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称可以此避免利用美色进行贿赂犯罪的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
不过，阮齐林认为没有必要设置性贿赂罪——如果“性贿赂”中的性是用金钱买来的，有证据可以认定，就可以算为受贿；如果和金钱没有关系，是官员为了色而出卖权力，存在权色交易，一旦被曝光，也会受到党纪政纪处分，政治前途终结；如果性贿赂入罪，只会整天盯着隐私，造成一地鸡毛的乱象；并且如何界定性贿赂，如何区分是因感情发生性关系还是因其他因素也是难题。
本报记者刘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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