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2日中午1时许，太阳很大，77岁的会新扛着锄头走过一片青中吐黄的稻田，稻谷快要收成了。
在他的记忆当中，因为插栽有先后，村里的稻谷成熟也有先后，谁家的稻谷先熟了，就会请别家的劳力帮着收割，次第进行。现如今，这个传统早已无以为继，因为村里种稻谷的，就剩下他一户。
其实，村民也正如次第成熟的稻谷，分批次被城市收割，剩下的“晚熟者”，就被遗弃在田地里，孤寂，寥落。大片的良田同时被遗弃，长满荒草，枯黄如生锈的长剑。
这里是粤北，翁源县。农村里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现代化是怎么一回事，但一二十年间，一切都被现代化默默地颠覆。
他们被卷进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市场所构筑的一个等级结构中。还留在农村的人，就像当代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所揭示的，成为被这个等级结构所淘汰、抛弃的“人口废品”。
社会变迁的机制，残酷得让人意识不到是否能适应—因为必须适应。
逃离的途径
除了这一次，下排村从未在任何新闻报道里出现过。
会新的妻子，七婆，从厨房出来，站在门口废弃的水井边，脚下围着8只母鸡，整条巷子里没有其他人。厨房对面是一排白色的一层小楼，有5个房间，现在他们一家就住在这里。
这里原本不是他们的家，而是会新的族弟家。族弟一共4兄弟，都早已搬离这个村子，到县城去生活。
原本下排村有近200人，90年代开始，人们分批离开，现在只剩下4户，12个人。这4户12个人分别是：会新、七婆、儿子大能、儿媳妇大能嫂、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阿光和妻子阿线；友全和妻子阿春以及他们两岁的孙女小菲；初文。
其中，友全一家和阿光一家都已经在县城买了房子，随时可能搬走，初文一家在县城租住，迟早也会离开。能够坚守这个村子的，现在看来只有会新一家。
村里的房子都已经很破落，毁坏它们的不是时光，是缺乏人气，而归根到底，是一个被称之为“现代化”的进程。
最早一批离开村子的是那些“有单位”的人。比如会新的哥哥，他是个教师，还有阿随，他是个转业军人。因为“有单位”，家属也被安置好，于是举家离开。这些人的搬离大约在80年代末，和现代化、市场化都还没有什么关系，属于被纳入国家体制的人逃离农村的那个进程的一部分。
第二批，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抛开姓资姓社的争论后，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地发展。有头脑的人走出去，做建筑，慢慢成为包工头、开发商，或者做其它生意。
第三批，是从90年代后期至今，主要是年轻劳动力，去珠三角打工，存下来一点钱，买了房子，把家里安顿在县城。或者是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读了大学，找到工作，把一家人接走。
第四批，就是友全、阿光以及比他们更早的一些人，他们在农村辛苦一辈子之后，用毕生积蓄到县城买了房子。这个时候房子已经太贵，一些买不起房子的人，就去县城租房。
前三批的人，在大多数农村都是少数，而第四批则占据主体。农民们用半辈子乃至一辈子在农村拼命干活积存下来的收入，做一个城市梦，用血汗钱反哺着城市。
这个过程有点像筛糠，先出来一些米头，再出来一些幼糠，最后剩下一些颗粒过大的无用之物。剩下来的人，就继续生活在农村。
这也是一个潜移默化的价值评判过程。20世纪80年代，所有人都一样，种粮为生，无分贵贱。90年代，市场提供的机会慢慢显现之后，人的价值就有了变化。有能力与发展大势越早对接的，就越快获得财富，越早离开农村，越受人尊敬。一批接一批，人被物化，被以经济能力为标准进行社会地位的分级，被崇仰，或者被遗弃。
这种变化，使得“离开农村”成为农村里共同的价值观，不管离开后干什么，总之剩下来就是一种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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