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的“留守”
初文已经60多岁，是友全的堂哥。
下排村剩下的4户人家，辈分关系是这样的：会新是叔叔辈，被称为“七叔”；初文和友全是会新的堂侄子，阿光又是初文和友全的堂侄子。这个村子一共只有12个人，但按辈分仍有五代人。
最小的一代就是小菲，今年两岁，再过两年，她就要去县城读幼儿园，那时友全夫妻可能也就不再回来。
初文之所以孤零零一个人住，就是因为儿子在外打工，孙子上了小学，妻子到县城去租了一间房子照顾孩子读书。
初文说，原来这里有小学，有三四十个学生，10几年前被撤掉了，所有孩子到“生产队”的小学去读书，要走三四公里的路。现在“生产队”的小学也只剩下10几个学生，而在几年前，还有200人左右。原来镇里的中学也在四五公里开外，有好几百学生，几年前也关闭了。
以前，以民办教育的形式存在的小型学校，像细胞一样深入每一个偏僻的村子，新世纪以后，学校不断收缩，最后全部集中到了县城，现在，一些乡镇里连一间中学都没有。
教育的远离农村，也是像下排村这样的村子被遗弃的重要原因。
10月11日上午9时，翁源县烈士陵园门口的邮政局，前面有五六级的阶梯，上面密密麻麻坐满了老人，足有三四十人。进入烈士陵园，里面闲坐的、跳舞的、听戏的、唱山歌的，尽是老人。
他们刚刚送完孙辈到附近小学上课，然后在陵园内活动等待着下课。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老人接送孩子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一个人租住在县城照顾孩子，家其实还在农村。因为教育的远离农村，年轻人虽然并未外出打工，老人、小孩却仍然换了一种方式“留守”，这种特别的状态，相当于把一般意义上的“留守儿童”反过来理解。
这不是农村的城市化，而是城市的农村化。因为教育的需要，到县城去买房子，也成为一种强烈的愿望。抛弃农村，是必须的选择，尽管这些青壮年离开农村之后，可能一无是处，事实上还干着农民的活。
友全在买了房子之后，对于要不要搬到县城去长住，就和妻子阿春狠狠地吵了一架，甚至谈到了离婚。阿春认为辛苦一辈子，就是为了摆脱“农民”身份，不让人看扁，而友全觉得，在农村自己很自在，知道自己是谁，随便一转身都有的是活儿干，在城里他手足无措。
“而且我一去到城里的房子，浑身都酸痛，晚上觉都睡不着，睁着眼到天亮。”友全说，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离开下排村。
看上去，因为教育原因，或买或租，农民纷纷进入城市，似乎是一种值得乐观的发展趋势，然而许多家庭其实因此经受着从前难以想象的心理折磨。
下排村几年前还住着13个人，另一个是老温，一位70多岁的婆婆。她有3个儿子，大儿子一直在蹲监狱，小儿子一般好几年见不到人，也没成家，只有二儿子阿安状态正常。原来温婆婆也在县城带孙子上学，后来因为眼睛瞎了，被送回村子里一间幽暗的泥砖房里，阿安和妻子仍然留在县城谋生。
温婆婆生活无法自理，经常没有饭吃。友全说，自己常常在吃饭的时候给她送一份，但如果自己不在村里，或者忘记了，温婆婆就只能饿肚子。有时太孤单，想要找人聊天，温婆婆会沿着墙根摸向有人声的地方，为此常常摔进污水坑里，挣扎得全身都是恶臭的泥浆。
几年前—村民的叙述里总是找不到确切的时间—她在墙根下摸到了一瓶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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