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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23日，香港码头工人举行抗议示威，李嘉诚的画像被涂成魔鬼的模样 |
早在多年以前，李嘉诚就曾婉转表示：若是香港人真的不喜欢他在香港投资，他可以把资金投到别的地方。
尽管那次后他立即表示十分爱港，不会撤资，但在过往多年中，他曾经多次重新调整投资重心。但不管如何调整，香港始终是李家的重地。李嘉诚从塑胶花发家，随后涉足地产，并不断扩张到金融等各行各业。
如今，香港人的生活已经与李超人紧紧地绑在了一起——卖家电的丰泽电器属于他，药房屈臣氏属于他，把营业厅开在街头的“3”品牌运营商属于他，卖百货的超市百佳属于他。如果住在香港岛和南丫岛，你用的电也属于他，房子也很可能是他开发的——多年来，香港一直流传着一组数字，说李家旗下公司开发了香港1/7的住宅单位。
“李嘉诚，名副其实，香港就是李家的城。”一名小学生曾在作文中如此戏称。2010年，一个叫庞一鸣的香港青年，决心要对抗一下这种局面，他租住破旧的老房子，骑自行车出门，去街角士多店买东西。可是，最后他发现，总不能不用电灯和电话，甚至连常喝的屈臣氏矿泉水也属于李家。
如此高度垄断，渐渐引起香港人反感。
“我不喜欢他。”在位于中环的一个金店里，80后店员阿铿直言不讳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的理由很简单，干什么都没得选，“你知道这种感觉多难受吗？”
在这种反感背后，是香港社会贫富差距的变化。
在香港，一方面是以李嘉诚为首的各大家族赚得盆满钵满，另一方面，却是惊人的贫穷。2012年，香港反映贫富差距的实际基尼系数高达0.537，创40年来新高。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中非共和国。很难想象，这个亚洲最发达的经济体内，还有10万人只能住在用铁丝网扎成的“笼屋”。
在一些香港人看来，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腾飞期已经远去了。那时大家差得不远，社会像一颗大橄榄。只要卖力工作，总能回报丰盛。而现在，随着工业北上，政府对金融房产的大力扶植，底层人越来越像干巴巴的咸鱼，受畸高的房价倾轧——香港是零售商铺租金全球排名第二高的城市；居住成本第三高的亚洲城市；置业成本第四高的国际都市。
要命的是，港人不但在感受着香港社会内部的落差，还得接受外部落差。
2003年，香港与内地签署CEPA协议，放开“自由行”。此后，每年四倍于香港人口的内地游客便蜂拥而至。曾经，他们是香港人眼中的“阿灿”、表叔，但是现在，他们是出手阔绰的“土豪”，买LV和黄金，就如同买白菜。
2013年，号称要“复制一个香港”的上海自由贸易区挂牌，也让港人迫切感受到压力。过去的几周里，香港政商各界都在讨论这一话题。“上海的3年时间表，就是香港的deadline，还剩下3年时间去改善提升”，有业界专家在一次研讨会上如此结论。
这让很多港人大受刺激。港陆落差、生存空间拥挤、公共服务滞后……最后被简化为对外来人群的敌意，比如排斥内地人、排斥菲律宾人。这在香港这个历史悠久的多元化社会中，极为罕见。
“别看香港这十年来经济好像一直在发展，其实是在倒退。”施永青说，“这种倒退，既有地位上，也有观念上的。”
焦虑和失落的情绪弥漫在港岛的每一个角落，港人试图寻找症结所在。
2010年，一本名为《地产霸权》的书引起了香港社会的广泛关注。依据这本书的论述，现时的香港社会，基本被六大家族——长和系的李嘉诚家族、新鸿基的郭氏家族、恒基兆业的李兆基家族、新世界的郑裕彤家族以及九龙仓的包氏和吴氏家族（现任主席为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和中电集团的嘉道理家族所操纵。在香港经济起飞的时候，他们依靠自身的聪明和冒险精神，抓住机会垄断了香港的地产市场。
作者潘慧娴曾经担任新鸿基地产集团创办人郭得胜的私人助手长达八年，其后加入了另一个大发展商嘉里建设。其依托公开的经济数据和自己的切身经历，将十几年来港人熟悉的大小事件串联在一起，描绘了一幅触目惊心的超级寡头垄断经济命脉的景象。香港民众似乎在一夜之间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地产霸权”四个字成为了高频词汇，屡屡被民众引用。
而作为六大家族之首的李氏家族，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许多港人坚信，香港社会的“沦陷”，作为既得利益者，李嘉诚肩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氏力场”
垄断，成为火力最集中的一个靶子。
以超市为例，全球许多国际品牌如家乐福、沃尔玛，独独放弃香港，原因无他，香港市场早已被两家巨头——李嘉诚的百佳和香港置地旗下惠康超市所垄断。据研究机构Euromonitor的资料，截至2012年，百佳和惠康共占本港超市73%市场份额，其中百佳市占率33.1%。
这两家连锁超市能成为龙头，天时地利便是与从事地产的母公司关系密切——这两家超市都开在“兄弟”公司物业中。
因此，这些连锁超市不但在空间上垄断黄金铺位，而且对新进入者设置门槛，就连实力不差的老手也很难斗得过那些超级财团。
反垄断，成为港人的普遍要求。但香港在这方面却动作迟缓，成为少数在这一问题上落后于国际惯例的经济体系。
早在1993年的殖民地时代，香港立法局就已经开始讨论这一公平竞争政策，但直至2008年，政府才终于发表竞争立法建议的咨询文件。直2012年6月，才通过《竞争条例》，这一进程，落后于许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也落后于内地。
不少香港人认为，这是因为随着卖地收入成为政府的主要财政来源，原本应该中立的政府，变得分外倾向商界。而这些大财团，也依仗着自身财力，对公共政策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持这种看法的港人并非没有依据，比如长期以来，政府不愿主动监管一手楼销售。直至今日，香港地产商在卖楼过程中仍只需进行“自我规管”。
另一个让香港底层民众大为不满的现象是，多家工会长期努力争取最低工资立法，但进展缓慢。最低工资的规定已在其他华人地区实行多年，中国内地也于2003年底通过《最低工资规定》。但直至2010年11月，香港立法会才通过最低工资立法，确定香港的最低时薪为28港元，两年后，因民众不满才又调至30港元。
而对于与最低工资配合的标准工时，港府也迟迟没有讨论。如此种种，让许多港人认为香港财团们绑架了政府，间接或者直接干预了不利于既得利益集团政策的出台。
《地产霸权》一书中引述《南华早报》在2010年3月的一篇文章指出，六大地产商的董事，在政府各个法定咨询组织里担任总共54个职位，比1998年时的16个有大幅上升，也就是说，地产商在政府法定机构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而一些丑闻，加剧了公众的猜疑。例如，前地政署署长梁展文曾参与政府和某大地产商补地价的谈判，退休后又加入该地产集团接受高薪厚职，因此数次被立法会传唤解释此事。虽然最终梁展文放弃了这份职务，但坊间的诸多怀疑并未消散。
事涉李嘉诚的一桩丑闻，则让民众对官商之间的利益纠葛充满疑虑。1999年，香港特区政府在没有公开招标的情况下，就把如今称作数码港的一块珍贵地皮批给李泽楷的电讯盈科，当时承诺用这块地皮发展高科技产业，但最终它却变成了一片昂贵的海景豪宅。
“最近十多年来，香港社会对富豪的看法有很大变化。十几年前坐出租车和司机讲起李嘉诚，十个有九个会竖起大拇指，称他做‘李超人’；今天要是坐出租车和司机讨论‘诚哥’近日的事迹，我保证十个里头有十个会一听到他的名字就立刻大骂‘官商勾结’，甚至叫他为‘奸商’。”在《地产霸权》一书的导读中，梁文道如此写道。
在香港，甚至流传着一个“李氏力场”的恶搞说法——香港市民虚构说，李嘉诚设立能阻挡热带气旋吹袭香港的力场，保护香港不受台风正面吹袭，即使有台风袭港，都只会在周末或朝九晚五以外时段出现。
因为按照港府有关规定，如果天文台挂出8号风球，所有打工仔是不用上班的，但如果取下，则要在两小时内到公司报到。可是，自2004年以来，市民发现，许多台风袭港，都“过门而不入”，或者挂的风球并不相称。
天文台隶属前经济发展及劳工局，因此一些港人认为其偏重商界，罔顾香港市民安全。他们遂将怒火发在全港最大的老板李嘉诚身上，因而得出此恶搞名称。甚至有网民制作出Flash游戏——只要开启“李氏力场”，便能弹走台风，以防止恒生指数下跌。无线电视剧集《冲上云霄II》中，张智霖饰演的飞机师有一句台词广为流传，调侃的正是“李氏力场”——“你不知道香港有堵墙保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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