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访叶老家村打工农民

　　追访叶老家村打工农民

　　农民工的百态人生以及对社会的期盼和诉求，警示我们要把亿万农民工生存现状、精神归属作为关注重点，在新一轮改革中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林嵬王军伟张舒宁毛振华

　　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3%，但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仅35%，中间的数字缺口就是2亿多没能真正融入城镇的农民工。为了真实记录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的生存状态、所想所盼，《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设计了一个样本调查，随机选取了河南省淮阳县四通镇叶老家村，对部分打工者进行了跨越六个省市的寻访。

　　叶老家村是农业大省河南淮阳县四通镇的一个普通乡村，人口3000多，人均耕地1.3亩，全村劳动力1600人，外出打工的超过800人。20多年来，叶老家村打工者足迹遍布大半个中国。他们西到新疆种地，东到山东打鱼，南到广东办厂，北到内蒙古当厨师。

　　近日，本刊记者在这个村蹲点调查，并沿着这个村打工者的足迹，深入广东、内蒙古、浙江以及北京、天津等6省区市，行程万余里，与22位农民工促膝交谈，目睹他们艰辛打工生活的种种遭遇，倾听他们长久压抑的胸中积怨，感受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和梦想。

　　通过对他们经历的了解、内心的走入，本刊记者深深感受到，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一代农民工不能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和过客，而应被当作城镇化的主体来对待，国家应从战略层面考虑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及早作出全面的制度安排。

　　张君：拆迁拆掉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

　　张爱荣老太太今年78岁，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打工，老人和大儿媳妇带着两个孙女靠种4亩多地艰难谋生。提起大儿子张君，老人掩饰不住内心失望：“在外20多年了，家里没花过他的钱。”

　　告别张老太太，本刊记者来到北京大兴区罗旗营村，在回迁楼工程前的一个路口见到了张君。红色的安全帽下一张圆圆的笑脸，明亮的眼睛中透着一股灵气，与老母亲“不成器”的埋怨形成反差。

　　“我出来打工24年了，从建筑工人起头，奋斗成饭馆老板，再退到建筑工人，算是努力了，就是运气差一点。”张君说。1989年，17岁的张君来到北京当建筑工人，虽然每月能挣150元，但更期望找个靠技术吃饭的工作。从1990年起，他到北京一家餐馆学徒，聪明好学的他很快在餐厅当了大厨，每月能拿1800元。

　　“我琢磨着自己干怎么也能多挣点。”1998年，张君用打工积攒的4万多元，在昌平区开了一家饭馆。虽然只有60多平方米，但生意很好，可干了一年多，因为拆迁，小餐馆被迫关闭。

　　张君的第二家餐馆很快在朝阳区开张了。图房租便宜，他找的仍是平房，可生意刚刚好起来却又面临拆迁。由于拆迁限期紧，餐馆装修投入大却没得补偿。接着，张君又搬到西直门开了第三家餐馆，不到一年又遭遇拆迁。４年３家餐馆被拆迁，心灰意冷的张君把餐馆家当卖给了废品收购站，不得不再次走上打工路。

　　说起过去的遭遇张君很无奈。“我有两个在饭店一起当学徒的朋友跟我命运一样，来自河北张家口的老孙5次开餐馆5次遭遇拆迁，最后落魄到在工地门口推着三轮卖凉菜。”

　　张君说：“折迁改造后，北京的楼更高了，但一个小门面租金每年都得十多万元，开饭馆门槛也高了。拆迁拆的是房，也拆掉了我们的业。”2003年之后，张君又在北京包过厨，还到秦皇岛卖过糖炒栗子，又到郑州卖过烤鸡，但都没挣到钱。

　　“我不是学习不好才出来打工的，刚出来的时候，我想的都是干一番事业回报家乡，比如挣了钱给家里修条路。”说起自己的创业梦，张君虽有遗憾但雄心仍在。屡遭挫折的他仍然坚信：“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好了，只要勤劳，就有财富。”

　　张立新：雪上加霜的丧子之痛

　　离开仅仅2年多，健康聪明的儿子就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张立新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今年6月6日，张立新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文超在医院快不行了，快来看看吧！”带着妻子和弟弟张新政，他们连夜坐火车赶往杭州。

　　当不到16周岁的儿子张文超决意外出打工时，父亲张立新虽有些不舍，但还是同意了。经老乡介绍，张文超来杭州市一家4S店搞汽车维修。在杭州一家医院里，他们见到了正在抢救中的儿子张文超。据工友介绍，文超是冒着高温躺在汽车底盘下修车时晕倒的，被发现时没啥知觉，像个植物人。几天后，张文超去世。

　　“抢救总共花了9.5万元，4S店只垫付了4.5万元，医院说不补齐欠款就不让拉走尸体。可我们都是农民，上哪弄5万元？医院提出一个方案，如果家属签署器官捐献协议，可以抵偿医疗费。没有办法，我哥只能签了协议，卖掉儿子器官还债。”张新政哭着说。

　　孩子不明不白死了，总得有个说法。可“讨说法”路上碰到的都是冰冷面孔。在死亡原因上，双方存在巨大争议。4S店坚称文超是突发疾病；可张立新认为儿子身体很好，并无大病史，可能是意外死亡。医院的死亡原因分析也措辞模糊：“考虑可能是自身原因”。

　　在赔偿数额上。“我们提出赔偿69万，但4S店只出35万，后来又压到20万。可当我们打算同意时，谈判的范经理又称做不了主，由律师负责谈判，再次将赔偿数额压到6.7万元。”张新政说。

　　7月中旬，本刊记者费尽曲折在杭州一个工地的毛坯房里见到了张立新夫妇，此时这对夫妇精神恍惚。张新政说，在处理后事的一个多月中，我们先后到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信访局，拱墅区劳动局，4S店所在辖区派出所反映情况。“有的部门做个记录就没了回声，有的部门过问了。4S店的老板话说得很好，愿意和我们谈，但就是拖着我们。老板看出来我们经济上撑不多久，想拖时间少赔钱。”

　　由于拖不起，想尽早拿到赔偿款回家，张立新两口只好天天缠着4S店的代理律师，律师到哪儿他们就跟到哪儿。后来律师报了警，张立新夫妇还被带进派出所。因为身体虚弱，张立新的妻子曾3次晕倒在杭州街头，内心绝望，她曾去跳西湖，幸而被好心的群众救下。

　　张怀忠：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四亩地

　　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不知道今后归属在何处，是本刊记者采访这些农民工的突出感受。无论是事业有成的成功者，还是饱尝艰辛苦苦挣扎的打工仔，都对未来表现出不确定性和迷茫感。

　　经过13年打拼，今年31岁的张怀忠已是广东东莞一家小型电子厂厂主，年产值超千万元。但问起未来打算，他依然一脸迷茫：“我的想法就是跟着市场行情走，行情不好就早退休。但退到哪里，不知道。我虽然已在郑州买了房子，但不一定去郑州，买房主要是让血汗钱保值。”

　　张怀忠说：“我家里有4亩多地，单靠种地生活困难，但任何保障也抵不了这4亩地。”张怀忠对企业未来的发展忧心忡忡：“我们最怕不平等竞争，中国的大企业太大了，小企业活路窄。2008年办厂以来，我没从银行贷到一分钱，想办个信用卡，因为是外地人都办不了。”

　　20多位打工者中有6人算是“成功者”，拥有在中等甚至大城市买房的能力，其中4人买了汽车。但“打工有成”的他们内心世界却漂泊不定。2009年，张怀忠的哥哥在天津一个工地摔伤去世，留下嫂子带个三个未成年的侄子；父亲也因抑郁得了癌症。虽然创业有成，但老家仍让他撕心裂肺地牵挂。张怀忠说：“过春节时就想回家，一千多公里，路上再堵也回去。开20多个小时，只在服务区休息一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生产总值增加超百倍，城市面积扩大近8倍，但城镇化率只增加不到2倍，大约有2亿多农民工没能真正融入城镇。这个巨大“沉默群体”缺乏归属感的现状令人忧虑。

　　农民工群体事实上已经成为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年纪大一些的渴望落叶归根，但多年的城市洗礼又使他们不能适应落后的乡村生活。农民工“市民化”是一项巨大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如果不能顺势而为采取得力措施，打消他们城市“过客”心理，解决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安居乐业问题，新型城镇化的红利将无法释放。

　　张瑞平：考上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张家乐：妈，我是乐，您和爸在那边注意饮食，别太累着自己，我在家里很听话，别担心我，今天（抓）的爬蚱（蝉）又卖了二十几块，高兴不？

　　——妈妈：我和你爸老是觉得对不住你姐弟俩，给你们的关心和照顾太少。我们也是没办法，谁不想和自己的宝贝在一起？

　　——张瑞平：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是我们姐弟俩共同送给您的诗。

　　——妈妈：瑞、乐，我下班刚回来看到了你的信息，心里很感动。其实这首诗应该送给你奶奶。

　　一见到本刊记者，在呼和浩特市打工的张运生的妻子谢慧敏，就把珍藏的短信拿给记者看，“孩子给我发的短信，我全都留着。”谢慧敏说，我们老在外地打工别提有多思念了。

　　对于长期离别之痛，叶老家的村民们拙于表达，他们把思念当成了习惯，或许只能通过遗忘才能减轻伤痛。当本刊记者走进叶老家村时，看到的基本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

　　叩开叶老家村张运生的家门时，他13岁的大女儿张瑞平正伏在院子里的圆桌上预习功课，10岁的儿子张家乐在家里午休。大铁门上用粉笔工工整整地写着孟子的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张瑞平说，她想通过这句话勉励自己，考上好大学，以后能和父母在一起。

　　亲情的欠账是叶老家村打工者内心最痛的痛点。即便如此，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无论是日子过得舒服的老板和生活困难的打工者，都在刻意克制着这种对于亲人的思念。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农民工的精神世界是被遗忘的角落。随着新一代农民工走进城市，随着现代文明对农民工群体的熏陶，农民工们的精神追求日益丰富多彩，他们的情感迸发日益浓烈。农民工的情感世界涉及人口迁徙的自由化、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诸多问题，需要国家层面统一的大政策拆墙破壁，公共财政拿出真金白银，通过城镇化建设破解这一时代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