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夜，云南腾冲县一个山村里响起枪声，六条人命化为村民邵宗其的枪下青烟。妻子与多人通奸，成为这场悲剧的导火索。在中国，类似的血案屡屡发生，施暴者往往也是婚姻关系中的受害者。当公民的私德成为社会“隐形炸弹”，是否如许多人所言，用通奸罪的方式惩罚出轨者，就能将隐患消于无形？
“体制性绿帽”加上申诉无门，是腾冲惨案内因
留守妇女给丈夫戴绿帽，早已不新鲜
在新闻报道中我们可知，邵宗其的家庭模式是典型的“留守家庭”，他以往返中缅两国运输木材为生，妻子则在家照顾老小。在中国农村，这样的家庭不胜枚举。几年前农业部曾有统计，全国有1.3亿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据此有社会学者估算，若其中有5000万为已婚男性，则夫妻生活严重受影响的留守女性至少有2000万。而留守妇女的婚外情事件屡屡见诸报端，已成为影响农村家庭关系稳定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某种程度上，邵宗其的悲剧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下，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体制性绿帽”。
杀人之前，邵宗其也曾寻求“理性解决”
在农业社会中，环境相对封闭，人们互相之间联系紧密，伦理道德被视为高压线的同时。欲望也频频被压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一个人若与他人通奸被曝光，当事人双方、双方的家庭以及双方的亲友，都会因此行为受到严重的影响，极易发生血案。而在事发后，邵宗其一开始也曾寻求“起诉离婚”、“寻求调解赔偿”等理性方式解决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结果，最终抑制不住的愤怒引发杀心，除夕夜，六名乡邻倒在他的枪下。
“通奸”在中国法律中是个道德问题
那么，能否用法律惩罚通奸者，将更大的悲剧提前制止？我国现代刑法对通奸行为无一般规定，立法者将通奸者视为道德问题，纳入道德范畴予以制约。即一般情况下的通奸不是犯罪行为，不受刑法调整。如果因为一方通奸的事实导致夫妻双方离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这一条款认定夫妻中与他人通奸的一方为有过错方，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民事损害赔偿。而如果通奸行为并未导致离婚，则无论是刑法或是民法以及任何其他的部门法，都不能够对通奸行为做出法律制裁。
为什么中国法律不设“通奸罪”
通奸入罪涉嫌侵犯当事人自由
“通奸”概念决定了这样的行为系当事人双方自愿，他们是秘密的，是自愿的发生性关系，并无欺诈、胁迫的意思表示。性自由是自由的组成部分，与谁发生关系，不与谁发生关系，都由本人的意思表示决定，所以学界才有“婚内强奸”的认定。在当事双方都自愿的情况下，立法者却认为他们之间的性行为构成犯罪，这无疑是对当事人性自由的极大的侵犯，是国家立法机关通过强制法律对社会公众自由处分内容的过度干涉。
寄希望于民法、婚姻法的调节
刑法一个重要的特性就是终极性，只有当其他部门法都不能有效保护被侵害的社会关系时，才能动用刑法加以调整。因为刑罚不仅对公民的自由作出限制，对于身体、生命都有一定程度的剥夺，所以哪些行为应当定罪处刑，国家的立法机构和立法者从来都是非常谨慎的。然而通奸行为通过民法、婚姻法这些部门法可以很好地控制，而道德上的束缚也会使通奸双方从心灵上受到煎熬，感到不安，从而降低再发生的机率，所以没有必要通过终极的刑罚手段来进行制裁了。
到是“开放”的西方对通奸说“不”
但值得玩味的是，很多国家都将通奸定为犯罪行为，其中不乏“开放”的西方国家。比如1994年《法国刑法典》规定：强奸以外的性侵犯罪，处五年监禁并科罚金，这主要针对的就是通奸行为。1968年《意大利刑法》第560条不仅规定了通奸罪，还特别规定了丈夫蓄妾罪。1971年《西班牙刑法》专有“通奸罪”一章，规定极为详细，通奸男女均处短期徒刑(六个月至六年)。美国多个州也规定了通奸罪。比如美剧《波士顿律师》里，那个老色鬼律师Crane勾引别人的妻子，没想到在犹他州还有“通奸罪”，结果被抓捕告上法庭。在韩国，女艺人玉素利曾因此罪被判处1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
但也不能说通奸在中国不是罪
在中国，通奸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犯罪，但并不意味着通奸在中国可以“畅行无阻”，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通奸是一定犯罪行为。比如“破坏军婚罪”。即如果一方明知对方是现役军人的配偶而与之长期通奸、同居的，则构成了“破坏军婚罪”。而在“强奸罪”的认定中，和未满14岁的幼女通奸的，以强奸论处。
再就是“重婚罪”。即自己已婚、或对方已婚、或双方均已婚，而自己和对方公开以夫妻的名义同居、通奸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此种行为算作是事实婚姻，以重婚论。
当私德影响公共安全，又该怎么办？
通奸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只杀人这一桩
毫无疑问，邵宗其是犯罪者，同时也可以说他是受伤害者，通奸对夫妻另一方造成的巨大身心伤害显而易见，尤其是在乡村这个熟人社会，通奸暴露后，熟人们的舆论往往造成受害者的名誉、尊严、地位的损失，长期在这种压力下生活，很容易做出不理智行为。另外，通奸行为也破坏了家庭的和谐稳定，引起家庭的破裂，对家人特别是对于未成年子女更不利，可能导致其以后走上犯罪的道路，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导致违法犯罪的恶性循环。
通奸入罪并非“万能良药”
外国有不少国家仍然保留了通奸罪，但通奸罪不能有效解决婚姻家庭问题，从现有资料来看，一是上诉率低，在美国也有许多州都将通奸认定为是犯罪行为，但很少有人因此而被起诉。在那些采取过错离婚制的州，通奸可构成足够的离婚理由；此外，有些州在对夫妻财产进行分割时也会将通奸作为考虑因素之一，可能会授予过错一方配偶较少的财产。
其次是通奸罪的处罚比较轻，对于遏制婚外情这类行为缺乏震慑力，想要出轨的人群大多数仍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的人，这种处罚并不能让他们感到惧怕；再者是人们观念的改变对婚姻的自由要求更高，更多的人认为婚外恋属于道德范畴；最后是婚外恋本身不好认定，在通奸罪的认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不好操作，如取证。在保留了通奸罪的国家，出轨离婚比中国更加严重，通奸入罪并未发挥到其预想的作用。
防止类似悲剧，根本在于建立理性的伦理文化
当人们的世界观和人类观发生变化的时候，道德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现代人不再像古代人那样用石头砸死通奸者、烧死女巫，就因为现代人的世界观和人类观根本不同于古代人了。长远看，现代文明的伦理本位由社会向个人转移，与之相应的人道性质、理性精神和宽容精神是现代伦理文化最重要的属性。表现在婚姻家庭上，就是把关注目标转移到个体生命上，注目个人的幸福和命运，增加对人性的理解，着眼于个体生命质量。对感情问题不宜轻易进行道德判断和法律惩罚，因为婚姻家庭大都带有人生自我认识、自我探索、自我把握的性质，主要诉诸人的自律精神，诉诸于人的良知。宽容而理性的伦理文化，有利于减少无谓的人际纠葛和精力耗费，而把人有限的精力引向建设活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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