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2000万种死法

　　2000万人口的生生死死，都将在它的安静注视下永恒流转，这寂静无声中，包含着对人类命运的哀叹与感伤，远甚于一切语言、一切喧嚣、一切声响。

　　北京城里大约有40多位急救车担架工，但自称“尸神”的只有眼前这位Z先生。他生性谨慎，不愿留名，对活人的恐惧似乎超过对死者的。从业3年，他保持着一年360天，每天12小时的工作节奏，抬过的死者数以千计。最多的一天，他随车出动5次，来到4个不同的死亡现场，将遗体抬走。这其中包括一个澡堂塌陷后压死的赤身裸体的男子；一个与同伴打闹追逐，被尚未通行的天桥上一根比筷子更细的铁丝勒死的小学生；一个全身大面积烧伤的中年男人，在救护车上一路跟他念叨，告诉他自己母亲多大，孩子多大，自己无论如何不想死；以及一个被高速驾驶的摩托车甩飞的年轻女子，临死前她坚决地说：“先救我老公。”

　　Z先生见识过各式各样的死者，但最后他们都会变成担架上那具蒙着白布的人形轮廓。他从不关心这些人的名字、死因和其他信息。在救护车里他常强迫自己把脸转向车窗外，想想自己到底有多落魄，才会干这样一份晦气的、日均收入仅67元钱的工作。

　　命运的无常在这座城市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些人走在马路上也会突然死去。应该是在400多条市管（及以上）道路上，分布着大约192万个井盖，下方是纵横交错的市政管道。井盖故障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个2秒钟内彻底消失在母亲眼前、至今没有找到遗体的3岁男孩。而28岁的市民杨二敬，遇上了马路塌陷，坠入一口200摄氏度的热力井后被烫死。

　　北京的公交车司机除了谨慎行驶，还要防备在北京的立交桥或过街天桥上徘徊寻死的人。过去10年里，至少有18人从桥上飞身跃下。运通107路的司机就曾在一声巨响后，目瞪口呆地看着车前躺着一个满脸是血的年轻人。而砸中300路内环的小伙子则长时间趴在车顶，直到闻讯赶来的10名民警将其抬下。

　　这座城市的边缘有绵延600公里的野长城，至少有10人因攀爬而死，被发现时遗体通常挂在悬崖下方的某根树枝上。一对新婚夫妇的死因是遇到雷击，而一个下山时因抄近路误入野生动物园的年轻人，跳下栅栏便命丧虎口。

　　北京大约15万人有严重精神障碍，他们已造成了不少于10人的死亡。一名50多岁的女士曾被一个精神病患者突然拉开车门，一刀扎死；另一名50来岁的抑郁症患者，自制了23支手枪（其中14支有杀伤力），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位保姆。

　　在这座人口近2000万的超级大都市里，平均每天有241人死去。在各类非正常死因中，道路交通伤害居于首位。平均每天，北京约有2.5人死于交通事故。每年大约15人死于闯红灯，而8人死于互不相让。过去3年，北京至少25人死于狂犬病。

　　无论死于何时、死于何地、死于何因，绝大多数死者都要在这座城市的12家殡仪馆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然后在高温火焰中，成为一堆主要成分是磷酸钙的灰烬。

　　八宝山殡仪馆遗体接送队的21位员工，每天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接来大约60具遗体。通常他们需要在早晨8点前完成工作，因而常常在5点就自然醒来。他们首要的任务是让情绪激动的家属冷静下来。古学军的经验是穿过吵闹的人群，寻找一位冷静旁观的长者，这位通常是能够喝停混乱场面，当家做主的。行驶在路面时，如果哭泣的家属坚持抛撒纸钱，他就要停下灵车，心平气和地一张张捡起。

　　在过去34年里，遗体整容师刘瑞安曾给不少于20万人做过火化告别前最后一次整理。有的只是修饰，扑粉画眉即可。但有的几乎需要把支离破碎的人体重新组装，最极端的情况包括借助材料为死者捏出一个脑袋。一个送来时穿着Dior大衣的坠楼而亡的年轻姑娘，躺在一天收费800块的单体冷藏间中已超过一年。家人在房间里挂上华丽精美的唐卡，并定期送来大闸蟹之类的祭品。

　　刘是目前八宝山最资深的整容师，他承担了自邓小平以来所有国家领导人的遗体整理工作。10多年前，为一位身份重要的逝者整理遗体，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干了三天三夜，将全身至少40处菜刀砍成的伤口处理得妥妥帖帖。全国劳模，五一劳动奖章，媒体采访在这之后纷至沓来。“你把工作干好了，这帮人还是能瞧得起你。”他说。也有为难的时候。比如一位领导人的家属，要求他将逝者化疗后为数不多的头发做成生前标志性的菊花顶造型。

　　姓名：刘瑞安 年龄：54岁 籍贯：北京市

　　职业：北京市八宝山殡仪馆首席遗体整容师

　　在八宝山，死亡是太阳底下最不新鲜的事情。每个早晨都有声嘶力竭的人哭泣告别。但也有一些消解悲伤的举动。为了送别一个狂爱蓝精灵的小男孩，这里曾举办过一个以蓝色调为主题的告别仪式。“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的主题曲在仪式上伴着哭声循环播放。

　　金牌葬礼司仪黄子毅需要把握告别式的整体氛围。在适合的时候调动家属的情绪，但又不能让家属过度悲伤而场面失控。有时候这个1987年出生的年轻人触景生情，也忍不住随着家属一起哭一阵。“活人比死人麻烦。”工人们常说。有孕在身的葬礼策划师陈晨曾耐心劝说一位要求提供10台麻将机和一套KTV设备的家属打消念头，实际一点。她被骂得最多的话是“你是不着急，死的又不是你们家人”，以及“这也要钱？”

　　距离告别厅几十米的火化车间，平均每年要焚化2万具遗体。这里拥有15台火化炉，包括一台使用不算频繁的领导人专用炉。火化工们会在遗体入炉瞬间冷静地拦住那些突然嚎哭着扑上去的失控家属。大多数死者会在50分钟内、1300度炉膛温度下烧成白色、粉色或绿色的灰烬。如果逝者死于肝硬化、肺癌，身上已经没有什么脂肪，火化工需要花上一个半小时听着火化炉“呜呜呜”的声音，等待其缓慢燃烧。火化工的技术含量体现在对风量和火柱的控制之上。有时，他们会停下鼓风，用炉膛的高温将一个本不会留下什么骨灰的3岁孩子遗体烤出一些粉末，以安慰某对年轻的夫妻。他们曾遵循家属要求，将一位死于难产的孕妇和她出生即死去的孩子一起火化，然后又被要求将二人的骨灰分离开来。

　　一些看似平常的随葬品会把工人们置于危险境地，最常见的有酒壶、收音机里的电池、手心握着的子弹和高温下从身体里“蹦”出来的心脏起搏器元件。有时事情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当发现一个由敬老院开具死亡证明的30岁年轻人没有脑袋时，他们报了警。他们可能犯下的最大失误是烧错人或给错灰。早些年，这将扣掉一个工人半年的奖金。而如今，计算机系统精准地控制着从遗体接送到火化成灰的全程，死者在进入八宝山殡葬流水线之时即拥有一个专属条形码来识别身份。

　　“眼光长远”的警语也适用于这个行业。因为提前加宽加高炉膛，他们才在上个礼拜成功地将一位400来斤的外宾遗体推进炉膛。对于身材过于高大的死者，比如篮球运动员的遗体，他们暂时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将其解冻后把胳膊腿儿轻手轻脚捼一捼，蜷一点起来，试试能否放下。“得讲人性化。”火化室主任张磊强调。火化工人见多识广，他们了解各地甚至各国的风俗，工人王元元曾亲眼看到一个日本人将死者骨灰搁在电饭锅里端走。虽然他打心里觉得这个容器实在差点意思。